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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平乐历史 二卷
发布时间:2012-12-25 00:00:00 
第一章从新民主主义到
社会主义过渡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2月初,中共平恭工委领导的三支游击队解放榕津、同安、张家、阳安、大兴、沙江、源头、珠螺、恭城东寨9个乡。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49军145师434团由阳朔县普益乡进入平乐县境,经令公庙渡过茶江解放平乐县城,平乐县全境解放。此后,平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开展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三反”、在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上互助合作道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各项事业,为全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第一章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共产党平乐历史·第二卷
第一节新生人民民主主义
政权的建立一、解放初期平乐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解放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处在初建阶段,政治制度还不完善,党政干部队伍比较薄弱,基层政权建制有待加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同地主恶霸势力相互勾结,以土匪暴乱进行破坏,残害革命干部及人民群众,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社会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平乐解放前,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统治,地主恶霸的巧取豪夺,以及各种天灾、人祸,致使平乐成为充满饥荒、民不聊生的贫困地区,1947年全县31595户农户中,自耕农及半自耕农、佃农占823%;据统计,当时地主及富农占农户总数的756%,却占有总耕地面积的78%,而贫农、雇农约占总农户的60%,只占有耕地面积不到7%,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3453万斤,地主收取地租谷物就达167994万斤,占当年粮食产量4865%。土地改革后,农民摆脱封建土地私有制束缚,解放了生产力,1953年粮食总产量达538172万斤,比1949年增长3583%。工业方面,1949年除有一家私人合股开办的协力发电公司外,其余都为手工业,以纺织、植物油加工、零星制铁、竹器加工、农具加工为主的小手工生产,生产力低下。1952年,着手兴办工厂,全县个体手工业发展到1295家,从业人员3019人;有私人合股工厂1家,公私合营工厂1家,从业人员74人,工业生产总值是1949年的34倍。1949年商业不活跃,生活日用品主要依靠外来,本地的农副产品又不能销往外地;交通事业不发达,公路通车里程短,汽车稀少,运输主要以船运、马驮、肩挑和背扛。教育事业落后,全县仅有1所省立高级中学和1所公立初级中学,私立初级中学2所,在校中学生1734人;小学53所,在校学生3272人。人口文化素质差,全县19万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卫生医疗条件差,仅有医疗机构7所,其中县城就占有4所,病床20床,其他18个乡镇只有3所,乡村基本没有医疗机构,村民有病无法得到治疗,而各种瘟疫、流行疾病时有发生,引发大量人员死亡。二、基层党组织与人民政权的建立解放后,迅速成立中共平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组建各区、乡政权,制定系列措施,派出干部深入乡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人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配合驻军部队清剿土匪,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1949年12月7日,中共平乐县委成立,隶属于中共平乐地委领导,机关驻地在城厢(今平乐)镇,县委书记由蒙谷担任,434团副团长张志善、保卫股长王乐天、肖含艳(原平恭工委书记)为县委委员。中共平乐县委成立后,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压、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51年3月,中共平乐地委和行政专员公署由贺县八步镇迁来平乐镇,县委和政府领导机关搬迁到二塘镇办公。次年8月,地委对县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蒙谷调离平乐,陈醒亚接任县委书记,1953年4月,何庶民接任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其工作部门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纪律检察委员会、直属机关总支委员会、农村政治部、工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和县报社10个常设工作机构也相继设立。这些工作机构的建立健全,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正常运转。1949年12月22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派出县大队和征粮支前工作队分赴县内各乡村,接管国民党政权。1950年2月,将设置在全县的18个乡1个镇合并划分为沙子、东屏、榕津、源头、长滩五个区,各区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沙子区委书记崔凤阁,东屏区委书记邱仕廉,榕津区委副书记刘云贵,源头区委书记徐锐章,长滩区委书记秦仲文。9月,增设月城、同安两个区,并将各区工委改为党的委员会,将月城区改为一区、沙子区改为二区、东屏区改为三区、长滩区改为四区、榕津区改为五区、同安区改为六区、源头区改为七区,1951年8月,增设八区(阳安)、九区(大扒)党委,次年8月,成立十区(平乐镇)党委。建国后座落在凤凰山下的县委、县人民政府、兵役局、公、检、法、医院、纺织厂等单位的办公场所。
与此同时,在县直机关及各区陆续建立党支部,至1951年7月,全县有基层党支部12个,其中县直机关党支部4个,县人民武装大队党支部2个,各区人民政府党支部6个。1952年8月,全县共有中共党员110名,其中正式党员88名,候补党员22名,主要集中在党、政、军机关,农村党员26名。此后,经过土改和土改复查,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和建立村级党组织,1952年底,全县建有1个机关党总支部,51个基层党支部。到1954年底,共有10个区委,2个党总支部,78个党支部。1950年5月,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组织的指示》,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在各种斗争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1952年秋,开始在农村发展党员,通过分期分批举办建党训练班,对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知识和党员标准8项条件教育。发展党员工作取得良好成绩。到年底,在全县机关及农村共发展党员355名。1953年,全县各级党组织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紧密结合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的建立和贯彻粮油统购统销政策,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按照“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注重在党员少的单位发展党员。当年9月,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定》。县委认真贯彻执行,注重在农村、企业和知识分子中发展新党员,在基层大胆挑选和提拔优秀干部、技术干部,培养新生革命力量,使党组织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到1954年底,全县共发展党员388名,党员总数达到1389名。1949年12月12日,县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正式诞生。县人民政府由张志善担任县长,1951年1月吴春叶接任县长,次年9月周邦良任代理县长。县人民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科、建设科、公安局、税务局、文教科、财粮科等7个职能机构。1950年2月,县人民政府报经上级批准,在全县设5个区公所,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直辖原有的19个乡镇。沙子区辖沙子、世平、上盆3个乡,区公所机关驻沙子街;东屏区辖东屏、大同2个乡,区公所机关驻二塘街;榕津区辖榕津、张家、阳安、大兴、同安5个乡;区公所机关驻榕津街;源头区辖源头、珠螺、古营、沙江4个乡,区公所机关驻源头街;长滩区辖长滩、桥亭、大扒、月城及城厢镇,区公所机关驻长滩街。9月,从长滩区划出月城乡、城厢镇、从沙子区划出上盆乡成立月城区,从榕津区划出同安乡、从源头区划出沙江乡成立同安区,各区以数字顺序排列,一区辖月城、上盆;二区辖沙子、世平;三区辖东屏、大同;四区辖长滩、桥亭、大扒;五区辖榕津、张家、阳安、大兴;六区辖同安、沙江;七区辖源头、古营、珠螺。1951年8月,由五区划出阳安、大兴两个乡增设八区,区公所机关驻阳安街;由四区划出大扒乡及广运村增设九区,机关驻大扒街;由一区划出城厢镇,升格为城厢镇人民政府。1952年8月,城厢镇改为第十区。至此,全县辖有十个区。1953年3月,广西省人民政府将第九区安静乡1500人划归荔浦县,大塘村划归昭平县,将荔浦县的龙福乡2091人、江口乡1295人和中华乡划归平乐县一区管理。时平乐县共管辖十个区104个小乡。同月26日,全县再次调整行政区划,将104个乡合并为91个小乡。9月,全县建立乡级行政机构,各区人民政府改为县政府派出机关区公所。1955年8月,各乡(镇)人民政府改称乡镇人民委员会。1956年元月,各区废除以数字顺序排列,改为以区公所驻地为区名,为月城区、沙子区、二塘区、长滩区、张家区、同安区、源头区、阳安区、大扒区、平乐镇。时平乐县辖9个区1个镇(区级镇)92个乡人民委员会。县、区、乡三级政权的建立和健全,为解放初期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和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三、地方人民武装和政法机关的建立1949年12月16日,平恭阳、平恭钟、平南三支人民解放大队奉命到平乐县城集中学习整编。将三支人民解放大队重新编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平乐县大队和恭城县大队,部份人员编入平乐县大队,部份人员编入恭城县大队,部份人员参加征粮工作队,剩余人员回乡待命。平乐县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1人,政治委员1人,干事、军医、会计及司务各1人;大队下设3个中队和1个侦察通讯排;大队长由县长张志善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蒙谷兼任,副大队长莫楚英兼任参谋长,大队共有指战员169名。县大队隶属平乐军分区和中共平乐县委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配合驻军清剿土匪,巩固地方政权,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51年元月,县长吴春叶兼任大队长,同年4月,石大贵任专职大队长。1950年2月,县大队在沙子区、东屏区、榕津区、长滩区、源头区建立5个区中队;9月,增设一区、六区两个区中队;1951年8月,增设八区、九区及城厢镇3个区中队,每个区中队编制20~30人不等,设中队长、指导员各1人;各区中队长及指导员分别由区长或区委书记兼任。县大队及区中队编制员额为450人。1951年2月13日,平乐军分区根据中南军区指示和县内剿匪情况,决定扩大地方武装,将县大队直属中队扩编为一个连队,下设三个排,实有队员263人。3月,县大队分设为两个连。1952年初,县大队扩编为三个连,并组建一个新兵连,共有四个连,计500人枪。4月,县大队奉命撤销。1950年10月,根据中南军区《关于人民武装各级领导机关暂行编制》的规定,建立人民武装系统,平乐县人民武装支队成立,隶属平乐军分区及中共平乐县委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与公安部队清剿土匪,维护社会治安;支队长和政委分别由县长、县委书记兼任,设专职副支队长1名。同时,各区相应成立区人民武装大队,大队长及指导员分别由各区区长、区委书记兼任。1951年4月,县人民武装支队部撤销,成立县人民武装部,内设军事股和政工股,配专职副部长1名及干部数名,归属于平乐军分区和中共平乐县委领导,负责建立民兵组织和组织民兵配合驻军部队进行剿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开展民兵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协助地方做好复退军人安置工作。同时,各区人民武装大队更名为各区人民武装部,区人民武装部设部长、参谋、干事各1人。8月,县人民武装部随县委、县人民政府迁至二塘圩大东街办公。1952年元月,县人民武装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平乐县人民武装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设在平乐县的军事机关。县、区人民武装部在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及其残余反动势力、维护社会稳定、保卫民主政权、训练民兵、发展生产、支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8月,县人民武装部改为兵役局,保留人民武装部名称,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兵役局内设动员科、征集科、预备役军官科、预备役士兵统计科、民兵科5个科。同时撤销各区人民武装部,区配备1名武装助理。此后,县人民武装部的序列和建制虽然仍有变化,但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全县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50年春,县公安中队成立,隶属于平乐专署公安大队和县公安局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守护监狱、看管劳改犯人。公安中队设正副队长、指导员、司务长、排长各1人,士兵20多名,编制员额30人。1955年8月,改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平乐县中队,编制不变。县公安中队成立后,在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看守犯人、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均发挥了巨大作用。1949年12月16日,县公安局成立,始称“平乐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为县人民政府内设机构,首任局长为县委委员王乐天。内设秘书室、治安股、执行(调研)股及一个公安中队。主要任务是负责防范和侦缉奸细、特务、盗匪及其它危害人民利益的破坏分子;人民除奸的组织教育;登记清查户口;维护社会安全、社会秩序及机关保卫;禁令的执行及违警事件的处理;消防及其他有关公安事项。1951年,增设人事、侦察、劳改3个股和看守所,全县十个区各设一名公安助理或公安干事。7月在城厢镇建立公安派出所(1952年改称平乐镇派出所)。8月,县公安局迁往二塘圩大东街办公。1953年3月和8月,先后成立沙子区派出所和平乐镇水上派出所。1955年7月,平乐县人民政府公安局改称为平乐县公安局,内设秘书、政保、保卫、治安、预审5个股和协理室、看守所。公安机关成立后,针对解放初期县内治安混乱、国民党散兵游勇流落乡村为匪,扰乱社会治安,危及社会稳定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流氓、盗匪、卖淫、赌博严重现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配合驻军部队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管制和改造了一大批敌对分子,稳定了社会治安;取缔反动会道门以及禁赌、禁毒,为全县的社会稳定及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2月,县人民政府设立司法科,主要职责是审判与镇压反革命分子、不法地主;贯彻执行婚姻法、处理各种婚姻案件以及民事案件的审讯。配有副科长、科员、书记员、看守所长、看守员等。1951年3月看守所划归公安局管辖,10月成立县土改人民法庭,县长吴春叶兼任审判长,公安局长、司法科长任副审判长,各区设立土改人民法庭分庭,至1952年撤销。同年11月,撤销司法科,成立县人民法院,院址设在二塘圩大东街(1958年迁至平乐镇办公)。1954年县人民法院设立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张家人民法庭。县土改人民法庭成立后依法判处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案件130件,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1954年9月,法院的审判实行“审判公开、人民陪审、合议、辩护、回避、上诉”等项制度,并于次年春在全县选出人民陪审员122人,对案件的审判实行轮流陪审。审判工作的开展,对扫除封建残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55年起,县人民法院执行公开审判、辩护、陪审、合议等制度,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实行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办案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1954年9月15日,县人民检察署成立,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首任检察长由县公安局长兼任。县人民检察署承担刑事案件的审查批捕、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1955年元月,改名为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在县委及上级检察院的指导下,依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政治任务,开展各项检察业务,独立行使检察职权。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与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1956年,县人民检察院对1955年以来未经公安机关逮捕及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清理,并补办逮捕手续。在清查中,补办提请书183份,批准逮捕书401份,逮捕证255份,起诉书1份,纠正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案各3件,错判案2件。县人民检察院虽然组建较晚,但迅速打开局面,依法配合公安、法院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全县的安定团结局面,保障了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四、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面临着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巩固政权、完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改革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任务。在此阶段,尚未具备条件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县委根据上级精神,由各方面人士共同协商,于1950年1月到1954年7月共召开七届“平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和准备,是人民管理政权的初步形式,是团结各届人民的重要工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是听取和讨论县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和建议;反映人民的愿望、要求和建议,兴办改革的事宜;向人民传达解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议案,动员人民贯彻执行。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设常务委员会,其职权是协商工作并提出对人民政府的工作建议;联系代表,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做好各项工作;做好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就动员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土地改革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决定,扩大人民政府的民主基础,对顺利完成解放初期的各项任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各界人民协商产生,其中乡人民代表由各村街群众协商产生,部分代表由生产单位和工作单位自行选举(协商选举)产生,有部分代表由人民政府邀请参加。代表素质相对较好,多是思想觉悟较高,参政议事能力较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积极分子和翻身农民。1950年1月,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选举蒙谷为兼职驻会主席。5月,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研讨减租退押和清匪反霸工作,选举产生吴春叶为驻会主席。7月22日至24日,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118名,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剿匪清匪,安定社会秩序及宣传党的政策;如何保护夏收夏种及整顿农会组织;选举产生驻会委员。11月10日,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170名,会议着重讨论和决定剿匪及征收农业税问题。1951年5月15日至17日,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在二塘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193人。主要议题是传达政务院关于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职权补充的命令和广西省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1951年施政报告和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工作报告;讨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整顿农会和民兵组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听取县委书记蒙谷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选举产生平乐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1952年1月19日至22日,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二塘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14人。主题是讨论土地改革;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搞好冬耕生产、冬修水利和秋季征兵等工作。9月10日至13日,第七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二塘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202人,列席代表23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1952年1~8月施政报告》、《土地改革总结》和《为迎接1953年生产大建设争取在当年底完成土改复查工作的报告》,会上作出相应的决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后,全县从6月开始进行第一次普选,到1954年4月普选工作结束。这次普选分四个阶段进行(即选民登记;审定代表候选人;分选区召开选举会;召开基层单位人民代表会),共选举出席平乐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59名。1954年7月1日至6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二塘召开,应出席代表259人,实际出席会议229人。大会主要内容是听取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研究全县如何巩固提高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生产运动,完成爱国增产任务;选举出席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此确定县人民代表大会为全县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日臻完善,显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它的优越性。五、建立各级农民协会1950年1月,县农民协会在县城成立,协会由15名委员组成,县委书记蒙谷兼任农会主席,李正开任副主席。农民协会下设组织、宣传、青年、妇女、民兵等五个部,配专职干部5名。同时,在全县各区、乡、村成立各级农民协会、分会。农民协会是在县委领导下的全县农民群众组织,以雇农、贫农为主体,联合团结中农。各级农会成立之初,境内土匪猖狂,农会处境艰难,一些村农会受到严重破坏,一批农会干部遭受土匪杀害,部分农会无法正常工作。清匪反霸后,各级农会得到恢复。土改时期,经过对各级农会的全面整顿,农村贫雇农成为农会的骨干,农会真正成为乡、村的权力机构,村级各项事业的兴办或废止都由农会决定,农会干部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骨干力量。1952年底,全县共建立农会组织200多个,参加农会的农民达75545人,其中男会员为39903名,女会员35642名。农会成立后,在县委领导下,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和农村中一切反对封建制度的人士,积极参与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运动,保护农民的利益。并举办农村合作社、文化夜校,带领农民发展生产。1952年冬,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县农民协会撤销,但保留了区、乡、村三级农民协会,农会的职能有所削弱。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各区乡村农会随之消失。六、干部队伍的选拔、培训与教育解放之初,百废待
1950年10月25日平乐县召开干部整风运动时干部合影。
兴,县委、县人民政府为尽快稳定社会秩序,适应清匪、反霸、肃特、镇反以及组织群众开展生产的需要,急需大量革命干部和人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按照广西省委、平乐地委的指示和要求,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干部选拔和任用,以充实革命队伍和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当时对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主要采取措施是:一是任用南下干部,上级为加强广西的建设,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一批干部到广西工作。根据平乐当时复杂形势,在北方老区支持广西的干部中安排了部分干部到各级部门担任领导职务,1952年有南下干部15名,1954年达到23名,他们成为全县各部门领导的骨干力量;二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这部分干部在解放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党执政的主要骨干力量,共计有58人;三是军转干部,中共平恭工委领导的平恭钟、平恭阳、平南三支人民解放大队骨干力量先后转到县内各行业各部门工作,其余部分编入平乐县大队和恭城县大队、部分回乡务农。解放军434团部分干部也转业到地方担任领导工作,共有60余人;四是留用国民党时期各单位各部门原有的技术人员,计有32人;五是解放后各基层推荐,经组织部门考核培训后录用的社会人才;六是向社会公开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学生、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经考核培训后分配到机关、教育、医疗、服务等行业工作。七是动员部分在校学生参军参干,经审查合格后直接安排在党政军机关工作。1952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公开向社会招收10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学生到教育、医疗等战线工作。到1952年底,全县各行业共计有各类干部492人,基本满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达到中央提出的地方干部配备比例。这些干部,开创了全县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成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1951年4月县委对全县的妇女干部进行培训,图是各区、县直有关单位的妇女干部参加干部培训时的合影。
各级党政组织建立后,其根本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县委及各级党组织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坚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1950年2月,县委派党员及干部10多人到平乐地委党校进行培训,时间1至2个月,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同月,县委还分批把向社会招收的社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贫下中农骨干送到地委干部培训班进行学习培训,时间有的1至2个月,有的3至6个月,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此后,根据不同的干部对象、不同行业的干部有计划地选送到地委、县委举办的各类长期、短期培训班进行培训学习。县委对干部的培训还采取在职培训、在岗培训、脱产培训等形式,边学习边工作,使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知识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更加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解放初期,干部职工生活待遇方面,党政机关的干部职工实行供给制。1950年8月,统一按中央个人包干制供给干部职工,标准是勤杂人员每人每月大米565公斤,一般干部575公斤,中灶825公斤,小灶1075公斤。干部待遇不再分等级,按灶别报销;此外,每季度供给牙刷、牙膏、肥皂、毛巾及鞋袜各一份;每年供给单衣、内衣各一套,棉衣一件,夹裤一条。全体党员干部纪律严明,作风纯正,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贯彻到基层和群众中去。在工作中,克服境内交通不便等各种困难,城乡干部不管下乡还是进城开会,不论工作远近,都是自背行李和粮食,冬天自带棉被,夏天自带蚊帐,干群关系就是鱼水之情。干部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工作,晚上召开会议或学习,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他们吃苦耐劳、为群众着想的无私精神深深感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从而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第二节开展清匪反霸、巩固
新生政权的斗争解放后,人民政权迅速建立,全县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不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过上了新生活。人民民主政权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被推翻后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特务对人民政权极端仇恨,不甘心失败,企图乘人民政权尚未巩固之机,发动反革命暴乱,骚扰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企图把新生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由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刻不容缓。一、人民政权面临的敌对势力1950年初,刚诞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临着国民党残余潜伏势力和土匪反革命暴乱的严峻威胁。桂系集团统治广西二十多年,形成了严重的“大广西主义”封建排外思想,其潜伏的残余势力,勾结地方恶霸和乡村的国民党骨干分子上山为匪,用“反北老(指北方老解放区南下干部)”、“打土共(指地方工作队和县大队)”、“发洋财(抢劫掳掠人民财产)”、“升官(委任大批土匪师、团、营、连长等)”手段,迷惑威胁落后群众参加土匪组织。他们破坏水陆交通,袭击区、乡人民政府和农会组织,杀害干部和群众。致使部分地区人民群众遭受生灵涂炭,生产不能恢复,政权无法正常运转,直接危害到新生政权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县内的土匪势力,分布在全县各地山区,到1950年6月,县内共有“广西反共救国军独立旅”、“广西反共救国军第十军”等土匪22股,多达3600人,有各种枪支2500余支。各股土匪占据边远山区乡村,他们大肆进行破坏,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扰乱社会治安,致使人民的生产、生活无法正常开展,政权机关无法运转。土匪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至1950年,全县被土匪杀害的工作队干部、农会负责人、民兵及群众共有486人。1949年12月,蒋如荃匪部在桥亭乡玄坛村组织成立所谓的“平乐县政府”,与人民为敌,任尹治隆为“县长”,到处张贴布告、书写反动标语,威胁人民群众参加土匪,叫嚣“谁听共产党的话就杀死谁,并扬言杀死一名解放军赏大洋300元”,气氛极为嚣张。1950年1月25日,原任国民党中将副军长、时为恭城“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钟祖培,率领5000多土匪在恭城县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围攻恭城县人民政府和各区乡政府机关驻地。在反革命暴乱中,县内各股土匪相互勾结,也组织参与恭城暴乱。“湘桂边区反共游击纵队”司令李瑞熊在沙子区保和村召集七个村的匪首开会,密谋派土匪前去恭城参加暴乱。世平乡的“湘桂边区反共游击纵队”匪首欧十三,充当恭城土匪暴乱第六大队的队长,伙同何庆锡率匪徒200多人,从西路攻打恭城县城。李瑞熊、何运生率部在沙子区世平乡策应暴乱,妄图消灭驻世平乡的平乐县大队和征粮工作队。27日上午,驻沙子区的解放军434团某排及平乐县大队,奉命由副营长李自章和县大队副大队长莫楚英带领前往恭城县城增援解围,余下的炊事班及病号、县征粮工作队共23人组成小分队由马云锋、叶柏松带领从沙子向平乐县城撤退,次日与从恭城朝川突围出来的恭城县征粮工作队6人会合,当小分队撤至协中村龙泉岩弯道时,在龙泉岩山坳遭到何运生股匪100多人袭击,李自旺、莫承英、陶保胜、蒋家裕、莫开猷、陶炮旺、欧东定、陶大赐等8位同志壮烈牺牲。25日,盘据在同安、源头一带的“广西民众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廖创君、原平乐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廖瑞萍率200多名匪徒围攻沙江乡人民政府,驻沙江乡工作队队长崔振荣指挥6名队员和9名民兵奋起反击,与土匪激战一天,坚守到驻源头的解放军增援,击退土匪后才得以解围。27日,盘据于上盆乡的杨国兴股匪,获悉上盆乡公所只驻有县工作队长周大兴及解放军战士两人,当晚,杨国兴率匪徒数百人夜袭乡公所,周大兴及两名战士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三人壮烈牺牲。29日,驻源头区珠螺乡的县工作队员黄喜能、蒙现光、刘喜作等三人到义洞乡工作,当天下午三时从义洞回珠螺驻地,走到矮岭口时,遭到欧可仁股匪10多人的伏击,在击退土匪过程中,黄喜能身受重伤,其他两人受轻伤;当晚回到义洞乡大段村贫农唐新喜家住宿,半夜又遭土匪袭击,黄喜能等三人被土匪杀害。31日,“湘桂边区游击纵队直属暗杀大队”匪首潘彪率匪徒20多人,在平(乐)八(步)公路平乐金山村四块碑处拦劫县委书记蒙谷坐的运粮汽车,蒙谷在县公安局派兵接应下击退土匪后脱险。土匪抢去粮食一车,打死蒙谷的警卫员和解放军战士一人,村民一人。潘彪股匪随后又杀害金山、水源村的农会干部数人。2月中旬,李瑞熊股匪乘黑夜偷袭围攻驻扎在沙子区半边渡村434团一个排。第二天,县公安局组织公安队及机关干部前去增援,把土匪击退,毙伤土匪4人。3月12日,“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十军匪首唐必宽纠集匪众300余人,于中午12时攻打桥亭乡莫村,莫村农会主席、民兵队长欧舜利率领15名民兵奋起反抗,与土匪激战两个小时,打死土匪7名,后因弹尽,退至后山寨。土匪随后进村掳掠,烧毁房屋40余间,抢走粮食、财物一批,扬言要踏平桥亭农会和乡人民政府,杀绝革命干部和工作人员,血洗“两塘”(大兴郡塘、榕津青草塘)。4月5日,唐必宽带领土匪围攻大兴乡马鞍山农会,杀害农会干部数人,随后窜到自道村,杀害农会干部莫绍英、莫苟盘,同月又攻打上堡农会,杀害农会干部张文荟、民兵王双喜等人。6月,“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12军6师匪首廖唯民带领匪徒在珠螺、义洞杀害工作队员刘世爵等三人,又杀害源头区金华村农会主席叶天来父子二人,烧毁其房屋;还杀害水岩村农会主席李观林及源头街童元视夫妻,童妻身怀有孕,被惨无人道的匪徒轮奸剖腹至死。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境内的土匪组织更为猖狂,叫嚣“蒋介石就要反攻大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持续在各地烧杀抢掠,胁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土匪组织。同月,台湾国民党当局派特务容业基到沙子委任李瑞熊为“中国民主自由联军广西军区桂东军分区”司令。李瑞熊亲自带土匪洗劫了阳朔县的福利圩、兴坪圩、黄家村及沙子街。长滩乡土匪徐斌胁迫58岁的徐绪元等5名民兵投匪,徐绪元不从,徐斌就带领匪徒将徐绪元家13人中的12人杀害;周塘乡匪首邹家坤胁迫农会民兵30多人带枪参加土匪。同月,“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16纵队王晟股匪公开在抚河油麻口设卡收税;何运生股匪在沙子杨家洲杀害工作队员梁智培、严文特、林维松等4人,掠走女工作队员刘振芳。7月2日,李瑞熊带领匪徒百余人到二塘区马家乡,其部下匪首黄永扬接连破坏了九个农会,枪杀马家农会文书林太保,把七堆村农会主席陈大贵一家大小11口人全部杀害。由于土匪极为猖狂,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无法保障,经济无法恢复,基层政权无法正常运转,形势严峻。广大人民群众对土匪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无不切齿痛恨,迫切要求党和人民政府给予镇压和肃清,给人民群众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生产、生活环境和社会秩序。二、清剿土匪,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土匪残无人性的行径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为镇压匪乱,肃清匪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顺利进行民主改革,1950年春,中共广西省委及时发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提出剿匪斗争不只是军事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必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清剿匪特,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稳定社会治安是全省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把剿匪斗争列为最紧迫的政治任务,组织群众、民兵和县大队配合驻军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县委遵照上级制定的以军事围剿为主,同时实行武装进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剿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面向社会告示为匪人员的投诚自新办法。调集县大队、区中队、公安部队和武装民兵2290名,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145师434团、214师641团、642团在境内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剿匪斗争。1950年1月29日,根据县内剿匪形势和上级指示精神,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平乐县招抚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改编委员会”,发布《匪伪人员投诚改编办法》的公告,告示招抚土匪下山投降和立功受奖赎罪。2月,主力部队在与昭平交界的仙迴、文竹一带对“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10军28师独立旅进剿,全歼该旅,旅长尹治隆潜回其老家二塘乡乐塘村后被民兵抓获。至此全县剿匪工作进入分散驻剿阶段。3月,平乐县人民政府改编委员会颁发布告,再次告示土匪下山投降立功赎罪,动员土匪家属劝土匪自新,重新做人。4月7日,平乐军分区以434团、435团各一部以及115师一个营兵力,进剿平乐、昭平、荔浦三县交界地区的大扒、仙迴、油麻口一带的土匪,匪首甘丽初、罗绍徽等千余匪徒大部分南窜抚河以东的古哲一带。13日,平乐军分区又组织5个半连的兵力进剿抚河以东的古哲、古营、大段、迴龙一带的股匪,控制这一带的匪情。5月20日,县人民政府发出《制裁匪霸暴乱》的布告,公告人民政府严厉打击土匪恶霸的决心和信心。6月13日,发出《告被骗为匪的兄弟书》,号召被骗胁迫上山为匪的群众下山投降自新、改邪归正、立功赎罪。9月26日,“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12军6师廖唯民带领其股匪400多人围攻源头区人民政府,驻扎在区政府的434团2营机枪1连指战员及工作队员奋起反击,击退土匪,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0月,剿匪工作进入重点的剿匪阶段。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县内实际匪情,提出“以压倒一切为中心,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剿匪”的战斗口号,动员全县人民积极进行剿匪斗争。活动在沙子、二塘、福兴的黄金福股匪在沙子街对河维新村公开竖旗,为害人民,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县委、剿匪部队决定对其进剿,11月12日凌晨2时,县大队沙子区中队、武工队及民兵30多人、434团2营4连100余名指战员在连长关文印及指导员周文海的率领下,由沙子街蚂拐渡过河,直扑黄金福巢穴维新村进剿,黄金福闻知风声带其匪部逃至沙子与福兴交界的目岩山区。凌晨4时,部队追击到目岩山区,兵分两路对土匪窝藏地点进行合围。拂晓,在朝天马山与土匪发生激战,关文印及二排副排长陈学志中弹牺牲,部队攻击受阻。13日8时,在炮兵的支援下,全歼朝天马山的土匪,盘据其他山头的匪徒见状纷纷逃跑,目岩战斗取得重大的胜利,消灭土匪50多名,俘虏10多名,抓获匪首黄金福的小老婆,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搜获被土匪掠夺的粮食、布匹及服装等一大批物资。同月,为解决境内剿匪兵力不足问题,上级增派中国人民解放军21兵团214师641团、642团、145师警卫营到平乐地区参加剿匪。参战剿匪部队由145师副师长兼平乐军分区副司令员刘远生,中共平乐地委副书记、专员甘怀勋,宣传部长吴赞之,平乐专区公安处长田春等领导组成剿匪指挥部,部机关设在源头街。145师集中于源头、同安一线,重点歼剿“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12军6师廖唯民和5师张少甫两股土匪;214师师部驻平乐县城,师长和政委坐镇二塘、榕津指挥,641团团部驻长滩,担负封锁桂江河段,负责围剿周玉麟、王晟、邓永荣三股土匪和“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7军唐必宽股匪。642团除一个营在阳朔剿匪外,其主力在平乐,团部设在二塘,主要兵力分布在沙子、大同、世平、上盆等乡,指挥部设在密山渡,负责围剿“湘桂边区游击纵队”司令李瑞熊股匪、“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周国治等三股土匪,配合145师围剿廖唯民、张少甫股匪。县大队重点围剿潘彪、曹志刚两股土匪。各区中队和民兵由各区委领导在县大队和县民兵支队部的指挥下配合主力部队剿匪。重点剿匪阶段,实行先进剿后驻剿、先军事后政治、先镇压后宽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战略战术,纠正之前宽大无边的错误,做到剿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大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这一阶段剿匪取得重大胜利。10月下旬,641团1营进驻桥亭乡上堡村进剿唐必宽股匪。部队到达后,先与地方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收集匪情。在军事进攻和政策的重压下,唐必宽部匪徒纷纷向人民政府自首,匪部土崩瓦解,只有亲信10余人随其潜逃拒绝投降。次年2月上旬,大兴乡郡塘村农会会员莫承保反映唐必宽亲信刘炮来系大兴乡泗洲山人,部队遂派人做通刘炮来的工作,他提供唐必宽潜伏在泗洲山水帘洞的信息,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带部队捉拿唐必宽。于是刘炮来趁为唐必宽送粮之机,乘其不备在泗洲山水帘洞将其击毙,部队随即将唐必宽的小老婆及7名匪徒活捉。同年冬,“湘桂边区反共游击纵队”司令李瑞熊匪部在剿匪部队的打击下,由沙子转移到源头与钟山交界山区时,被214师主力在榕津区水山村剿灭大部,李瑞熊只身退回沙子与阳朔交界的龙尾瑶、木皮山区潜伏。1951年初,李瑞熊部下两股土匪何运生、黄金福迫于人民解放军剿匪的强大压力,率匪众下山投降,李瑞熊则带其儿子李元浮、侄子等匪徒潜入山区继续与人民为敌。3月初,李瑞熊父子等匪徒在剿匪部队的围剿下,无法在龙尾瑶、木皮山区藏身,潜回沙子保和附近瑶山躲藏。16日,侦察人员在保和村背后狮子山西侧瑶山脚水井边发现有胶鞋印,判断李瑞熊等人藏于附近山头。当晚,剿匪部队召开农会和民兵干部会议,部署围剿李瑞熊等匪众,剿匪部队由保和村民兵分两路带领围搜瑶山。17日早,民兵和群众在部队指挥下,把瑶山围得水泄不通,队长欧大成带领民兵搜山时被藏于狮子岩的李瑞熊开枪打中壮烈牺牲,随后不久,部队将李瑞熊父子抓获,缴获驳壳枪两支,子弹数十发。活动于同安、源头一带的“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10军6师廖唯民股匪被145师主力消灭后,匪首廖唯民及其参谋长覃裕强潜逃回家乡同安附近隐藏。2月7日晚,廖唯民2人潜到马步水村,正值该村民兵集中在村农会开会,被民兵发现,队长钱家全带领民兵将廖唯民及覃裕强抓获,搜出手枪及七九步枪各一支,望远镜一具。2月,县长吴春叶和641团政委坐镇长滩、大扒指挥部队和民兵围剿周玉麟股匪。在剿匪部队打击下,周股匪大部分被消灭,只有其亲信随其潜逃到大扒乡安静村老家躲藏,长滩区副区长黄继盛带领641团一个排及区中队一个班的兵力和四名招抚人员,驻进安静村周家招降,召集周家成员训话,发动群众揭发,次日晚抓获其侄子周善福,在周善福带领下,第二天凌晨5时部队到达大扒乡四冲福瑶村周玉麟藏身的一个山头,在他藏身的山洞旁将周玉麟及随从20多名匪徒全部抓获,缴获机枪一挺,卡宾枪、驳壳枪及手枪各一支,美式步枪数支。彻底消灭了盘据在大扒、安静一带的土匪。同月中旬,境内大小股匪巳被剿匪部队打垮,仅存少数被打散的匪首及顽固匪徒仍在隐藏,继续与人民为敌,转入更秘密的地下活动,采取“长期埋伏、秘密发展、生存就是胜利”的策略,企图侍机东山再起。是月下旬,为彻底肃清匪患,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深抓潜匪、捉拿散匪、追捕逃匪和限令散匪自新”的决定。在各区成立治安保卫组情报站,将县大队的侦察排编成五个“飞行组”,专门搜捕残余零星散匪。清剿与反霸、减租退押同时进行,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继续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3月,在附城金山冲击毙“湘桂边区反共游击纵队直属暗杀大队”匪首潘彪。盘据于上盆、密山渡一带的“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周国治股匪150多人,在642团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攻势下,匪徒纷纷投降或被消灭,匪团长杨展被捉,周国治及其亲信蒋五八拒不投降,潜藏于潮水、江左村等地的牛岩、箭猪岩山洞负隅顽抗。3月13日晚,蒋五八下山寻找食物,返回仙姑山途中被当地群众发现,剿匪指挥所立即组织40多名民兵及一个排的兵力将仙姑山包围,另派一个排和100名民兵在季鱼塘、上盆等地设卡。14日拂晓,周国治、蒋五八利用草深林密作掩护,从民兵防守薄弱地带向牛角源方向逃窜,在剿匪部队和民兵的前后围追堵截下,于上午10时被抓获,缴获手枪、卡宾枪各一支,子弹几十发。至3月中旬,经过部队和广大民兵、群众的全力清剿,全县的土匪基本消灭,清剿土匪斗争基本结束。经过一年四个月的清剿,全县3600多名土匪被肃清,其中用政治攻势迫使其向人民政府投降自新的830多人;以武力围歼毙、俘2810人(由主力部队毙、俘土匪1543人,由县大队、区中队和民兵毙、俘的土匪有1267人);排以上土匪头目306人。被击毙的主要匪首有唐必宽、潘彪、蒋作光等;被活捉的有李瑞熊、周国治、周玉麟、廖唯民、张少甫等;主动向政府投诚的有何运生、黄金福等。缴获的军用器械计有六〇迫击炮一门,土炮36门,各种枪支1961支(其中轻机枪和重机枪4挺,冲锋枪6支,卡宾枪2支,手枪356支,步枪1210支,马枪383支),手榴弹356枚,子弹4万多发,电台1部,收音机5部,电话机7部,收发报机1部,望远镜6具,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5月17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剿匪反霸庆功大会,对在剿匪中作出贡献的徐绪元等47名民兵给予记功和嘉奖。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平乐剿匪部队全体指战员,地方武装及广大民兵、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得来的结果。在剿匪斗争中,全县广大干部、革命群众、民兵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战,为剿匪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剿匪斗争的胜利,消灭了猖狂一时、惨无人道的匪徒,消除了数百年来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激发了群众拥军拥政爱国的热情,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三、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平息匪乱是巩固政权斗争的巨大胜利。但是,股匪覆灭后,一些残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依然存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恶霸地主阶级尚未打倒,这些残匪、反革命分子同恶霸地主互相勾结,以造谣惑众扰乱人心,挑拨干群关系,破坏生产,暗杀区、乡干部,企图东山再起。因此,县委在基本肃清股匪后,结合清匪,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以提高人民政治觉悟,调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创造条件。解放前,地主恶霸是国民党政权在农村的支柱,拥有政治势力和经济资本,平时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危害人民。二塘乡乐塘村恶霸地主尹之号,依仗其伯父尹承刚的政治背景及自己是乡长的身份,纠合地方流氓、烂仔,在乐塘村仙公胆山边上,对谢家到二塘赶集的青年妇女“放生柴”(硬拉强奸妇女);匪霸蒋如荃强占贫苦农民的女儿做丫环,不但在丫环出嫁时勒索“身价钱”,还要对她们进行“开新张”(进行先奸污)后才准嫁出门;大兴乡自道村恶霸地主莫光因在除夕晚上到佃户家收租,在翻箱倒柜无果后,把佃户由楼上推下楼,致使佃户严重受伤;一些恶霸地主、乡村长还利用征兵之机勒索钱财,逼得很多穷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全县取得剿匪斗争胜利的同时,接着开始清匪反霸斗争。在斗争中,县委特别注重发动群众,解除顾虑,始终贯彻党在农村“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恶霸”的阶级路线。派出工作队下乡入户,动员贫苦农民和受压迫群众参加清匪反霸。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政府的支持和领导及驻军剿匪部队作后盾,表现出极大热情,积极反映敌情,踊跃参加围捕匪特和斗争地主恶霸。面对匪特恶霸地主的威胁和报复,毫不畏惧,使暗藏的敌特、恶霸陷入绝境。在斗争中,全县参加守卡搜山捕匪的群众达4万多人,参与剿匪的民兵、地方武装2290人。参加公开审理恶霸地主大会的群众达10万多人次。公审大会有联村、也有单独全村召开的。在公审大会上,广大贫苦农民、被压迫的群众纷纷上台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要求政府为他们申冤报仇,讨还血债,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及贫苦农民的要求,公开审判地主恶霸的罪行,根据罪行分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其全部财产;对罪行较小的则判处有期徒刑,将其剥削来的财产没收充公或是分配给贫苦农民。1951年3月21日,县人民政府在县城跑马坪对李瑞熊、李元浮父子进行公审公判,判处二人死刑并立即执行;9月17日,在三区九龙村召开有23000人参加,声势浩大的平乐县减租退押联区大会,会上镇压了抗退租押、罪大恶极土匪头子蒋如荃、张永新。二塘区恶霸地主张子彬及其儿子张振德组织土匪围攻二塘区人民政府,破坏减租退押及土改运动。1952年4月8日,县人民政府在二塘区召开4000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对张子彬进行公审,受压迫的群众纷纷上台批露张子彬的罪行,人民法庭依法对他判处死刑立即枪决;11日,再次在二塘召开公审大会,对其儿子张振德进行审判,根据其罪行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没收张子彬全家的财产和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和群众。通过清匪反霸斗争,狠狠打击了地主恶霸的反动气焰。1951年春,平乐县清匪反霸取得全面胜利,5月16日召开清匪反霸胜利庆功大会,图为参加庆功大会的功臣合影。
镇压反革命运动与清匪反霸同时进行。解放初期,溃败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继续隐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严重威胁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50年初,县委、县人民政府结合剿匪斗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6月,朝鲜战争爆发,境内土匪及反革命分子更为猖狂,破坏活动增多,社会治安形势极为严峻。10月,县委部署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股反动势力。县区成立清匪治安委员会,乡成立治安小组,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2月,县人民政府发布《告反动党、团、特务分子书》通告,告示反革命分子主动持有关证件和武器到公安机关登记,坦白自新。当时全县登记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82人,一般成员484人,未登记21人,外逃34人。同月,对暗中从事反革命活动,为土匪组织提供情报药品和医疗器械、散布谣言的同安天主教堂美侨青培德等三人及修女教徒进行清查,登记的天主教徒有532人;反动“一贯道”、“归根道”、“同善道”、“三花教”四个会道门有道首104人,道徒1592人,设堂、坛36个,分布在11个乡镇;而青德培组织的“圣母军”分布在同安、张家湴田、平乐镇等地。反动会道门勾结土匪,为土匪提供情报和武器、筹粮捐款,煽动和蒙骗群众参加土匪组织,从事间谍和反革命活动。1950年,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精神,县委贯彻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政策,先后侦破“反共救国军劫杀大队”、原政府谍报组、桂东区军统特务刘铮、中统特务刘仲烈、“城厢情报总站”、“商会情报站”等反革命案件。1951年,县委依法对反动会道门进行取缔,反动活动受到打击后明显减少。1952年3月,县人民政府对“圣母军”进行取缔,间谍青培德被平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驱逐出境,“圣母军”成员、骨干分子受到判刑,一般成员经教育后解散。1953年元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对反动会道门进行第二次取缔,到3月,取缔反动道门行动结束,对为首道徒进行严历打击,对普通受骗道徒进行教育后劝其退道。经过两次打击、取缔反动道门的活动,共处理骨干道首46人,其中处决7人,判刑23人,管制8人,关押8人。在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县188个村开展了斗争,到1951年5月,共逮捕恶霸地主1332人,枪决罪大恶极的匪霸552名(包括连以上匪首)、恶霸591名。以通匪治罪741名。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斗争的胜利,挖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残匪,沉重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粉碎了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铲除了农村反动社会基础,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为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三节抗美援朝运动正当中国人民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发动了侵朝战争。10月中旬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美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果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同年10月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同时,党中央在国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参军参干、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支援朝鲜前线。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以宣传保家卫国、发动群众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一、宣传发动工作全县的抗美援朝运动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同步进行,它与巩固政权的斗争息息相关。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全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当时正值全县解放不久,各项工作处于起步阶段,而土匪、反革命分子认为国际形势对其有利,破坏活动更为猖狂,企图通过组织围攻区、乡人民政府,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散布谣言,威胁群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工农业生产,使群众产生思想顾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和开展抗美援朝活动。1950年10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剿匪部队加大清剿土匪力度,剿匪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为顺利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创造极为有利条件。县委成立工作机构,领导全县的抗美援朝运动。运动开始时,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宣传抗美援朝的重要意义,消除群众顾虑。各单位、各部门充分发挥党的报刊、黑板报和广播作用,召开形势报告会、时事讨论会、座谈会,控诉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罪行,帮助群众认清形势,提高对进行抗美援朝运动重要意义的认识。1951年5月,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就全县抗美援朝运动工作进行讨论和布置,决定加大宣传力度,举全县之力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掀起运动高潮。6月,县委成立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各区、乡相应成立工作小组,领导和动员群众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活动。县直机关、各区、乡人民政府、中小学校、人民团体利用演戏、广播、集会演讲和街头标语等形式,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义,人民群众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县委抽调大批干部、教师、学生组成宣传队,深入农村、机关、学校、圩镇开展宣传活动,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7月,县委在县城、乡镇组织了一次8万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参加游行示威人员参与和平签名活动,声援抗美援朝。各区乡村纷纷成立时事宣传组、读报组,组织群众学习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第七区有80多个读报组,书刊报纸发行240多份,平均每村有3个读报组;第四区每村有两个读报组,其余各区都成立读报组、出版黑板报。同安、二塘、大同、东屏等乡中小学校先后组织起宣传队,进村入户进行宣传,演出话剧,散发传单,书写标语,深受群众欢迎。通过广泛宣传教育,激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二、掀起踊跃参军、参干、捐献支前热潮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后,县内广大青年爱国热情高涨,纷纷报名参军上前线打击美国侵略者。涌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场景。从1950年冬到1953年冬,全县共有1700名青年报名参军体检,接受部队挑选,有592名青年光荣入伍,其中350名战士入朝参战。第三区茶林乡23名青年在部队表现优秀,有6人立功受奖。在入朝参战青年中有18名优秀儿女牺牲在朝鲜战场,他们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平乐中学等一大批在校的热血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参干,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经济建设。为支援志愿军打击美帝国主义和巩固国防,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捐献活动。1951年7月2日,县委发出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号召,动员全县各族人民以人力、财力、物力支援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后,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及人民群众掀起捐献热潮,县工商联首先进行全面发动,组织工商界人士捐款达49291元支援抗美援朝,捐款904元支援拥军优属。在活动中,有的捐献结婚时陪嫁的金戒指、金耳环,有的把平时节约下来的资金、粮食以及其他物资捐献出来。到年底,全县共捐献人民币(旧币)1806亿元,稻谷25万多公斤,银毫846元,金戒指3个(重25钱)。各界还募捐大批慰问品,计有布鞋3566双,毛巾953条等大量日用品及慰问信送往前线。平乐高中和县中师生还捐赠一批图书给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广大群众在捐款支援抗美援朝活动中,家家户户制定出爱国公约,努力发展生产,积极交售爱国粮。在农村,组织群众开展优侍军烈属,进行帮工互助和代耕,解决军烈属劳动力不足和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逢年过节,区、乡人民政府还组织群众敲锣打鼓、舞龙舞狮、扭秧歌为军烈属送光荣证、光荣牌和慰问品。抗美援朝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全县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1953年7月交战双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时结束,历时两年多,这是全县解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性爱国运动。县委领导全县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结合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以及土地改革运动,全县人民群策群力,不怕流血牺牲,以实际行动支援志愿军作战,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县委、县人民政府通过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巩固了政权,提高了执政能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第四节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50年6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全会分析研究国内外形势,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分析实现这一任务的三个条件。这次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路线和行动纲领。解放前,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长期压在劳动人民头上,它是旧中国贫困、落后的根源。农村封建势力对农民的压榨和剥削,造成农业经济落后、凋零、以致破产。地主阶级不仅掠夺广大农民的劳力和生产、生活资料,在政治上与反动政权互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迫害。全县各族人民在遭受旱灾威胁、农业生产不景气、副业生产一厥不振的情况,广大贫苦农民承受着旧社会制度煎熬和各种灾难带来的痛苦。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和生产恢复,广大农村从此起了翻天覆地变化,经济也得到复苏和恢复。一、减租退押运动1950年4月开始全县减租退押运动,10月结束。减租退押运动经历试点、全面铺开、复查三个阶段,向地主清算从1949年起的租金和1945年后的押金,实行“二五”减租。参加减租退押的农民达79400多人。1950年4月4日,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议,布置在全县进行减租退押。15日,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农民代表的决议案,减租退押运动合法化。4月23日,对减租退押工作队进行培训后,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五区(榕津)的榕江村开始减租退押试点,经过半个多月访贫串联,通过召开人代会、农代会、贫代会等,向广大农民算剥削帐,追穷根,挖苦根,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同时成立减退委员会,酝酿名单,清算地主需退租押数额,进行公示,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5月上旬试点结束,此次向地主清算出减租退押租谷22550公斤。通过试点,积累了工作经验,为全县全面开展减租退押创造条件。5月20日,县委布置在各区全面开展减租退押运动。运动分七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工作队驻村开展工作,了解情况,访贫问苦,与贫雇农算细帐,挖苦根,进行阶级教育,打破宿命论思想,启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第二步进行形势教育,从打倒国民党到消灭土匪,消除群众顾虑,提高斗争勇气和信心,使农民敢于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第三步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思想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团结穷人,壮大农民阶级队伍,宣传减租退押政策,召开农民代表会,诉苦会;第四步建立基本小组,讨论减租退押方案;第五步召开团结大会,成立减租清算委员会,提出斗争对象及减租退押租谷数目并张榜公布;第六步分别召开农会干部、积极分子座谈会和地主富农会议,强令地主富农交出租谷及押金;第七步进行说理斗争,与地主阶级进行说理,对不愿意交出租、押谷物的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清算其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血汗,强迫地主富农交出应退的租谷押金。初期,各区首先选择2至3个村进行重点突破,取得成果后在其余村全面推开。6月5日,各区减租退押运动全面展开,参加运动的行政村有159个,6月底结束。经过向地主斗争,全面清算1949年以来的租谷和1945年来的租押,共减租、退押租谷6620125公斤,金9两5钱8分,人民币(旧币)173558万元,衣222件,布76丈,银67777元,生猪1468斤。各区情况为:一区退租谷37217公斤,米73245公斤,人民币36858万元(旧币),金9两5分,银9278元;二区退租谷246045公斤;三区退租谷1158115公斤(含物资、金银在内);四区退租谷94145公斤,米687018公斤(金银折米);五区退租谷246045公斤,布匹物资折谷1144975公斤,金银折谷58125公斤,人民币270万元(旧币),金3两6钱,银1368元;六区退租谷57592公斤,物资折谷22934公斤,金5两63钱,银2931元,生猪1468斤;七区退租谷28084公斤,人民币97万元(旧币),布匹76丈,衣服222件,银15509元。减租退押运动斗争所获租谷,原则上分配给佃农,但为照顾小佃农及无地的贫雇农,各区工作队从团结互助的精神出发,说服大佃户让出一部分租谷给贫雇农。县内分配到的谷物平均每人有25公斤,五区的一些佃农,每人有160公斤。减租退押运动在6月底结束,取得满意结果,农民群众分得粮食,解决了夏荒及生产生活问题,提高贫雇农的思想政治觉悟。全县参与减租退押的农民达79400多人,平均每人分得租谷40余公斤及一些物品,分得最多的是六区平山村,该村的农民每人分得稻谷380公斤。8月中旬,为进一步巩固减租退押成果,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减租退押复查。复查分两个阶段进行,8月17日至月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各区选择几个重点村进行复查,完成后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从9月初开始,到月底结束,此阶段把运动推向高潮。共有142个行政村参加减租退押复查。在全面复查开始时,曾有一段时间工作进展缓慢,地主阶级抗退租押,农民的减退积极性受到影响。9月17日,为加快复查进度,扭转前期被动局面,县委在三区九龙村召开声势浩大的减租退押联区斗争大会,各区组织23000多群众参加大会,会上对抗退租押、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恶霸蒋如荃,张永新实行镇压。全县第一次联区减租退押斗争的顺利进行,推动了各区的减租退押工作,使运动达到高潮,各区随后召开大大小小的联村、全村斗争大会,对抗交的不法、顽固地主进行斗争,使减租退押运动迅速打开局面。到10月中旬复查工作基本结束。全县减租退押复查共清查获得租谷64407万公斤,参加减退的农民平均分得租谷80斤以上。减租退押运动胜利结束,绝大多数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由此摆脱生活困境。农民协会组织通过减退运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全县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二、实施合理的征粮征税解放初期,农村的地主、恶霸与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破坏征税和征粮工作,抗交公粮,焚烧国家粮仓;私营业主偷税漏税,违法经营,造成物价波动,市场混乱。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县委组织力量开展极其艰苦、尖锐而复杂的斗争。随着清匪反霸胜利,以及农村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县财政税收有了一定的好转,县委决定实施合理的征粮征税政策。1950年初,根据上级开展征粮支援人民解放军及政权建设的指示精神,结合县内实际情况,县委先后派出以县大队为骨干的征粮工作队到各区开展征粮工作。征粮主要征集地主、富农剥削和中农家里多余的粮食,同时根据各地土地情况分配各区任务。在征粮中,工作队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工作,对一些顽抗、拒交粮食的地主进行坚决斗争;对土匪反革命分子破坏征粮进行严厉打击,对支持配合征粮的人士和乡村绅士给予宣传和鼓励表扬,通过一系列宣传发动,改变了被动局面。到8月,全县共征粮达到405万公斤。新中国的税收是建立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础上的,与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有本质区别。人民当家作主,建立自己的政权后,国家政权的职能是发展生产,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要工具。解放初期,县委、县人民政府实行增产不增税的农业税收政策。税率按耕地面积常年产量和人均收获量来征。1950年至1952年,实行40级全额累进税制(即把全家人均年收入粮食60至17055公斤以上划分40个等级,分级确定税率),税率最低为3%,最高为42%。规定以农户计算,人均粮食收获50公斤为起征点,未达起征点免征。同时,征收农业税20%的地方附加。征收农业税,主要采用征收谷物的形式,俗称“公粮”。据此,1950年征收公粮577万公斤(原粮),折款6518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154%。1951年,发动群众查田评产,查出瞒报水田面积1万亩,是年征收公粮792万公斤,折款8959万元。1952年进行查田定产,全县耕地面积324658亩,常年总产量定为5651万公斤。经过查田定产,按定产总量划分为22个等级分配到户。是年,实行“增产不增税、受灾减免”的政策,对军烈属、残废军人、老弱病残等缺乏劳动力者,以及少数民族给予一定的减免,停止征收农业税附加。这一年,全县减免公粮25万公斤,实征公粮8384万公斤。1953年,调整农业税税率,起征点提高到75公斤,税率等级减少为20个,是年征收公粮8955万公斤。1954年,恢复征收农业税附加,税率为农业税的12%,当年共征收公粮9444万公斤。工商税收方面,主要有货物税、产品税、盐税、工商业税(含营业税、营业牌照税)、所得税、印花税、屠宰税、娱乐税、交易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等税种。为贯彻好国家的税收政策,使税收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县委针对经济情况的变化,采取适当调整的措施征税。1950年私营工商业在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县委正确执行中央调整工商业税收政策,一部分行业调整税目、税率及起征点,较好地贯彻工轻于商、日用必须品轻于奢侈品的政策。本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得到鼓励和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受到限制而逐步淘汰,促进工商业健康稳步发展的原则,使1951年出现工商业“淡季不淡、旺季不旺”的好局面。“五反”以后,城乡经济发展一度增长缓慢,个体老板经营出现消极情绪,县委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和县内实际,采取紧急措施,合理调整一些商品价格,在税收方面,严格执行政策,依率计征,强化稽征,扭转个体工商户消极经营的不好局面,市场流通恢复正常。1955年至1957年,为促进对私人企业改造,规定给予企业一个时期税收减免优惠,使企业在改造后生产经营得到巩固和发展。经改造后的手工业合作组织及合作商店,也给予税收的优惠。1955年至1957年三年间,给予企业优惠税收122674元,较好地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征收方法上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改进。由任务改为营业额、所得额,结合同型依率计征,进而对不同对象采取查帐征收、民主评议、定期定额等三种不同征收方法,逐步扩大到查帐征收。同时,为掌握税源,堵塞偷漏税,通过税务委派管理制,使管、查、评、征合一,征收管理工作得到提高。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坚决开展反偷漏税斗争,执行公平合理的税收负担政策,对私营工商户严格执行纳税法规,提高店员职工的阶级觉悟,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提高警惕,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稽查管理工作,促进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国营和合作企业进行检查,使税款及时入库,推动企业实行经济核算。第五节进行土地改革,铲除
农村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生产力,是新中国建立后在农村的一项重大变革。对土地所有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彻底革命,改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广大农民千百年来的迫切愿望,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一。1950年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专门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公布实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法具体体现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此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各地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新中国建立前,县内土地所有制属于封建私有制,土地归地主私人所有,占全县农村总户数5%和总人口10%的地主富农阶级占有总耕地面积的70%至80%的土地。二塘区洞心乡有355户农户,15户地主和7户富农只占农户的7%,却占有621%的土地;占93%的313户贫农、雇农、中农仅占379%的低等级土地。源头区珠螺村300户农户就有264户佃耕农,全村15681亩土地只有10152亩为中农和自耕农所有,其余146658亩为地主和富农占有,占全部耕地的935%;长滩六合乡约2万亩山场和耕地,80%以上掌握在全乡6%的地主富农手中。榕津乡地主廖炳坤是全县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2000亩,年收租谷2560担。在1952年土改时,全县划为地主1580户,年收租谷达167994担,平均每户收租谷106担。由于地主占有大部分的土地,无地的佃农、雇农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因而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地主依靠出租土地、雇工、发放高利贷来盘剥和压迫农民。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辛苦劳作,每年都要交大部分租谷给地主,而自己却无法解决温饱,过着饥不褒腹的生活,不少佃农因交不起租谷,只好给地主当长工、作女工、作丫环,受尽奴役。地主出租土地,大多收取抵押,还要有中人作保,并立下契约。大兴乡下盃村地主翟国珍出租土地,强要多个佃户女儿到其家里作丫环。地主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与官府勾结,通过贿赂,掌握乡村政权,贫苦农民受到地主欺压,根本无处伸冤,任由地主恶霸欺榨和勒索。在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社会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新中国建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迫切要求改变土地所有制,把封建土地私有制改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二、土地改革准备1951年初,全县开始土地改革。县委根据党中央、广西省委指示精神,把铲除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对拥有土地的要求,作为县委当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着手进行土地改革运动。1月21日至31日,县委举办第一期土地改革学习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学员大部分为工作队员和各区送来的农村骨干分子,培训结束后有151名学员被派到各区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此后,县委对参加土改工作的队员都进行严格的培训,认真学习《土地改革法》和党的方针政策。2月,县委选定七区23个村、五区2个村、六区8个村共15个乡33个村进行第一期的土地改革。为全县全面铺开土改作准备,积累经验。3月24日,县委决定成立“平乐县土地委员会”和“土地改革中的人民法庭”,负责主持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及运动中审判违法地主的司法工作。这一期土改,参与的15个乡、33个村中,共有水田41799亩,旱地27316亩,人口30402人,到7月底结束。运动以村为单位,因未经过试点,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广泛进行深入地发动群众,有的一轰而起,时间伧促,有的村只用10多天就完成土改任务,运动粗糙,只向地主清算租谷150762公斤,对地主的打击不彻底,没有达到应有的成效。三、土地改革全面展开1951年10月,全县开始第二期土改运动。10月17日,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在三区的大源、洞心、和平、一区的安良(平乐地委试点)4个乡6个行政村进行土改试点,6340人参与试点。初期,由于县内干部不足,缺乏工作经验,上级从外地抽调一批工作队到平乐参加土改工作,其中有桂北土改队24人,平乐地委土改队24人,县委工作队69人。试点开展后,上级先后又从省外调派了中南土改队138人,湖南土改队16人,共计272人参加平乐两区四个村土改试点,土改试点共清算出租谷3447547公斤。试点工作成功,为全面铺开土改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坚实基础。此后,全县土改工作分三批全面铺开。第一、二批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到7月结束,涉及7个区61个乡98个行政村669个自然村,有121165人参加,参加的工作队干部626名。第三批从1952年6月底开始,9月下旬结束,14个乡44个行政村参加。整个土地改革中,从始至终贯彻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全县土改运动大体上分六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树立贫雇农的阶级优势。土改工作队进村后,选择贫苦农民家住下,进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土改的意义和政策,揭露封建土地制度的罪恶和地主的破坏活动,宣讲清匪反霸后的社会形势,打消群众怕“变天”的顾虑,表明政府坚决依靠贫雇农,打倒地主阶级。会后,工作队员分头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确定土改根子,使每个村屯都有一批可靠的贫雇农成为土改根子。再通过土改根子串联其他贫雇农,逐步召开土改根子家庭会、贫雇农诉苦挖根大会,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土改根子诉阶级苦、算剥削帐,引导贫雇农“吐苦水、挖苦根”,控诉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第二阶段,整顿原有农会,树立贫雇农的领导地位。通过深入细致地动员发动,建立贫雇农小组,逐步扩大吸收中农参加。整顿、重组原有农民协会,使农会真正成为农村的权力机构。贫雇农成为土改的骨干、农民协会的依靠力量,在土改运动中发挥领导和骨干作用。第三阶段,划定阶级成份,对不法地主开展斗争。土改工作队在各村整顿和重组农民协会后,根据《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划分农村阶级成份。阶级成份是以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房屋财产、耕牛和农具)占有状况和是否参加劳动为标准。自报公议,逐户划分,以村为单位,按一、二、三次张榜公布,定案后由乡农会审定报区人民政府批准。阶级成份主要分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五种。全县农业人口有34031户,162725人,其中划为地主有1883户,9847人,占总人口597%;富农1023户,人口6838人,占总人口420%;中农9301户,人口51508人,占总人口3165%,贫农16630户,人口76486人,占总人口47%;雇农2890户,人口7862人,占总人口483%;其他成份2403户,人口10184人,占总人口625%。第四阶段,没收征收地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等财产。按照政策,由乡农民协会宣布没收地主的财产(包括土地、房屋、金银、现钞、耕牛、家具等),征收富农多余的出租土地。土改中,全县共没收和征收土地106718489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35%;房屋100495间;主要农具22709件,耕牛5147头;主要家俱784667件,另折谷12902斤,人民币269128万元(旧币);其他衣服约10万件。共向地主清算要回租谷145316万公斤。据2至9区共八个区清算,地主的租谷是每年地主收取土地出租租额172%,同时还清查出地主收藏的长短枪74支,手榴弹361枚,子弹22562发,鸟枪15支,军用器材60多件。第五阶段,分配土改果实。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条规定,乡农会将没收、征收来的土地,按人口分配给平均数以下的贫农、雇农、中农。土改时参加分配果实的贫雇农、中农共有82655人,每人平均分得折谷40公斤以上;分得最多的是六区平山村贫雇农,每人平均分得380公斤。土地分配为人均12亩;分得土地最多的是八区双合乡,人均185亩,分得最少的是五区水山乡,人均063亩。在土地分配中,农村的烈士家属、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荣誉军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均与农民分得一样多的土地,地主及其家属每人都分得与贫雇农同等的土地。基本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第六阶段,组织生产。土改果实分配后,召开全乡或全村群众大会,总结土改取得的成就,庆祝胜利,同时号召广大农民大力发展生产。各工作队帮助制定生产计划,带领群众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组织开展互助合作等生产形式,提高生产积极性。195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538172万公斤,比1952年增长66781万公斤,增产124%。整个土改中,土地委员会和土改人民法庭较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保障土改顺利进行,共有26个破坏运动、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被判处死刑;有103个不法地主被判有期徒刑,部分地主交由群众依法进行管制。四、土改复查,定权发证土地改革是一场土地制度大变革,它改变了几千年来封建土地私有制。全县土地改革总体上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由于运动涉及到千家万户,加上任务重,时间紧,工作队能力水平有差别,有些乡村情况比较复杂,存在着有的村工作搞得粗糙,对地主阶级打击力度不够,地方贫雇农尚未树立绝对的阶级优势,地主阶级未被彻底打垮;有的地方对土改政策掌握不准确,打击面过大,影响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错划、漏划了一批地主、富农,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有的地方走过场,对土地分配不公,真正的贫雇农利益受到侵害等问题。因此,土改复查工作势在必行。1952年7月,中共平乐地委在一区进行土改复查试点,对运动中出现的土地分配不公、贫雇农分得土地少、远、等级低等问题进行纠正,对地主阶级尚未算清的租谷再次进行清算。8月底,一区土改复查试点工作结束,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8月10日,县委组织土改复查工作队到二塘进行培训,听取地委在一区试点的经验介绍。9月中旬,全县先后分三批铺开土改复查工作。9月15日,第一批正式铺开,参与的共有53个乡,100518人;第二批于10月10日开始,参与的有30个乡,57547人;第三批于11月5日开始,有3个乡,574人参加。全县参加复查的工作队有360人。土改复查,主要是解决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主要内容是:一查是否有漏划地主、富农阶级,有无错划的中农、贫农、雇农阶级;二查地主富农有无隐瞒田地、财产和枪支弹药;三查农会组织内部有无混进阶级敌人或动机不纯分子;四查分配的田地和胜利果实有无偏向和存在不公现象;五查贫苦阶级内部因分配不合理而引起不团结现象。复查工作,基本上是按照土改时的步骤和作法进行重新补课。通过地主排队,展开斗争,调整阶级,处理遗留问题,巩固了运动成果。在复查中,查出漏划地主7户,63人。依法没收漏网地主土地2696亩,房屋112间,耕牛19头,农具116付,家具517件;经过土改后地主排队,查出严重违法户316人,判处死刑1人;清算地主租谷16877万公斤,收缴长短枪14支,子弹4913发,手榴弹36枚,其他军用器材10件;在改正错划阶级成份中,75个乡中改正错划地主475户,其中改为富农287户1974人,小土地出租者89户338人,中农46户248人,小土地经营者25户140人,其他成份28户153人。纠正错划富农为中农的180户1180人;错划中农的贫雇农1663户9095人。经复查调整后,全县农村有地主1578户,人口8259人,占总人口454%;富农1137户,占总户数303%;中农8401户,占总户数2235%,人口47535人,占总人口2613%;贫农20592户,占总户数5480%,人口97750人,占总人口数5374%;雇农3172户,占总户数844%,人口8601人,占总人口472%;其他成份2692户,占总户数716%,人口11656人,占总人口数640%。土改复查中所得成果分配对象以贫雇农困难户为主。复查后期,进行查田定产工作,目的是清查田亩,划定等级,初定产量,分户登记;为颁发土地证,平衡农业税收负担确定依据。以村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将县人民土改委员会签署的土地房产证颁发到群众手中,从法律上保证农户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土改复查的胜利结束,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改正了错划的阶级成份,保证了群众的利益。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是在汉族地区土地改革结束后进行的,县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1954年6月开始进行。6月24日,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两个工作组进驻十区新安、四冲两个瑶族乡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中,工作组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水田少,山地多,以轮种山地为主,人人劳动,没有地主的具体情况,土地改革主要是以宣传政策,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为主。采取“慎重的、温和的、曲折的阶级斗争”,没有划分阶级成份,没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重点是动员多田户自报献田给缺田户。经过土改,宣布山林土地收归国有,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土改中有13户多田户自报献田,解决17户缺田户的缺田问题。7月上旬两个瑶族乡的土地改革顺利结束。至此,全县的土地改革工作全面结束。五、土地改革后平乐农村政治、经济的变化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变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它使全县农村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土地改革结束后,全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通过没收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分配给贫苦农民,贫苦农民拥有了土地、房屋等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遭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命运,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生产提供了条件。土地改革的胜利,从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经过土改运动,地主阶级被打倒,暗藏的土匪、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被挖出来,革命群众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土改结束,以贫雇农、中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成为农村的重要力量,全县有各类积极分子6557人,乡村骨干1653人;农会会员有74586人,妇代会会员37314人,基干民兵7220人,普通民兵7955人;在土改中,农村党团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建立农村党支部37个,党员241名;农村团支部103个,团员2063名。党团组织成为了农村的领导核心。地主阶级被打倒,人民群众翻身作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农村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彻底改变。土地改革的胜利,广大农民拥有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劳作,生产积极性高涨,大力开展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推广新的耕作技术。农业总产量得到很大提高。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4362万亩,增加231万亩,扩大560%;粮食总产量471360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75164万公斤,增长1897%。195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538172万公斤,比1949年和1952年分别增长3584%和1417%,全县农业人口人均有粮3265公斤,比1949年和1952年分别增加3718%和2092%。土地改革运动,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随着土改后农村经济的恢复,农民的文化需求日益增加,各区、乡开展文化扫盲运动,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学习政治,提高农民素质。翻身农民的子弟开始大量进入学校,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全县小学由1949年的53所、学生3272人,增加到1952年的254所、17268人。通过土地改革,农村社会风气有了根本性变化,赌博、偷盗、吸毒、迷信等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大为减少;讲文明、树新风、努力生产、争取先进、劳动光荣逐渐成为社会的新风气。第六节在城镇施行的其他
改革与整治县委在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同时,还领导人民进行城镇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一、实行民船改革境内有荔江、茶河、漓江三条主要河流,可通行木帆船。解放前,县内水运工具以木帆船为主,但春汛期间,从平乐到梧州有时有小电船来往。1936年,平乐至梧州航线有木质帆船211艘,其中10吨位以下153艘;10吨位以上58艘。1949年,木帆船增至300多艘,有船民300多户,2000多人口。茶江、荔江、榕津河的小船从各小埠载运货物到平乐转大船运往梧州,自然形成分段运输,由私人(船户)承揽货源,议定运价。民船改革前,县内有各类船只735艘,3626人,其中流动船494条,渔船82条。国民党政府时期,在平乐港口设有水面村政权及民船工会、抚河保安大队、水警队等机构,管理水政业务,勒索船民。解放初期,境内匪患严重,一些船民被迫参加土匪组织,虽经各种运动,但一些船民的思想觉悟仍很低,对水上敌人打击不够,一些不法分子仍为非作恶,称王称霸。据此情况,县委决定进行民船改革,广泛深入地对船民进行思想教育,把他们组织起来,整顿水运秩序,打击船霸。1953年2月12日,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县民船改革委员会,崔振荣担任主任,共抽调以公安机关为主的干部168名组成民船改革工作队,进行民船改革。工作队先进行学习培训,把握政策,明确民船改革的目的、方针、政策。2月26日,工作队深入境内桂江流域的船民开展工作,把民船改革的方针、政策宣传到船民,采取先点后面,以固定对固定,以流动对流动,先活后改,先管后改的方法开展工作。依靠船工,团结船民,打击船霸,具体作法是:一是发动群众,做好船民思想工作,让船民了解和掌握民船改革的意义,走互助团结道路。船民通过团结解决困难,提高思想觉悟,制订出台三条团结公约:保证家庭和睦,尊老爱幼;船民加强团结,努力生产,互相帮助;响应国家号召,进行合理化建议,在船运上提出不少改进意见。在船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解放三年来祖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桂江丰富资源及建设远景广泛向船民宣传,在此基础上组织船民讨论,制订出生产计划20条,建立船民协会10个,整顿工会3个,建立治安保护委员会9个,治安小组39个,妇代会6个,对22个运输社、航运站进行调整,发展青年团员12名。二是对船霸、地主进行打击。工作队在做好船民思想工作后,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摸底排查,掌握船霸、地主欺压勒索船民的事实,然后组织对船霸开展斗争。在斗争中,受欺压的船民热情高涨。平乐港斗船霸黄某时,80%以上船民都参加;昭平港斗匪首黄某时,群众情绪很高,不仅水上群众参加斗争,陆上群众也参加斗争;恭城港斗霸头欧某时,80%船工船民参加。船民说,“农村搞土改斗地主我们没有参加,这次民船改革打击船霸,为船民出气,我们找到了敌人,大家坚决要把敌人斗垮”。民船改革运动,共逮捕土匪、恶霸22名,其中土匪16名,恶霸把头6名,判刑17人,管制5名,其余进行登记,打击面占全县总人口0728%,民船改革成功,打击了船霸,调动了船民生产的极积性,促进了水运事业的发展。1954年,还开展定港定线工作。平乐航运定在桂江航区,编为3个中队,9个分队,36个互助组,开始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调度,统一运价管理。1956年4月,成立广西平乐港木帆船运输社(社址在平乐镇半边街),变生产资源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并小社为大社,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取酬分配制。平乐县航运公司组织生产工人休息时情景通过改革,船民的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起民船协会、治安保卫委员会、治安小组,同时整顿了工会,进一步纯洁了队伍;还实行雇工自由,消除了船工船民思想顾虑,提高了船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生活。二、铲除妓院,封查赌场、烟馆民国时期,县城内开始有娼妓馆,其后在县城、二塘、沙子、源头等地有明开或暗设的娼妓馆。娼妓馆向政府交纳税款(花捐税),公开营业。妓女们多因生活所迫,被人诱骗而卖淫;也有收买无家可归的幼女,养大成人后逼其卖淫谋利。全县有妓院50间、娼妓124名。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取缔娼妓馆,对娼妓安排就业,公开娼馆已绝迹。但城镇的暗娼、农村的嫖宿丑习偶有出现。民国初期,县内有很多乡绅富户吸食鸦片。据资料记载,1936年2月,全县有吸鸦片者773人(女7人)。县城及二塘、沙子、张家、源头等圩镇设有烟馆,少数富翁、官吏及赌徒以吸鸦片为乐,因吸鸦片烟倾家荡产者不少。解放后,县委、县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禁止烟毒。1951年4至7月,全县开展禁烟、禁毒运动,边宣传边教育边调查,发现吸毒烟民200多人,贩毒犯数十人。县人民政府对吸毒者采取办集训班,进行说服教育,动员吸食鸦片者戒烟,收缴吸烟工具进行处理。对贩毒犯给予严厉打击,到1953年共没收鸦片312两。1954年,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互相监督,一经发现贩毒吸毒者,坚决禁止和送政府法办,禁毒收到显著成效。1956年后没再发现有贩毒吸毒现象。赌博为盗贼之源,历来有令禁赌,但禁而不绝。解放后,结合剿匪、清匪、退租、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严厉禁止赌博,社会赌风被刹住。第七节“三反”、“五反”运动的
开展及整党整风运动1951年12月,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一场严厉斗争。1952年6月至9月,全县开展在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工商界进行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贿赂的“五反”运动。县委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各单位成立分会,具体指导“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对清除资产阶级的腐朽、落后、陈旧、污秽的东西,具有历史意义。一、“三反”运动解放初期,通过各种社会改革,社会风气逐渐变好,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工作热情高涨。但国民党政府部分留用人员的旧思想、旧作风仍影响工作开展,加上各种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和健全,一些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干部堕落变质,贪赃枉法。1952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县委决定在机关内开展“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在机关内部开展。按“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到底,不枉不纵”原则,分清是非。运动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学习文件;第二步摸底打虎;第三步进行定案追赃处理和思想制度建设。1952年6月底,全县贪污1千万元(旧币)以上的有36人,贪污款2564934万元(旧币)。已退出赃款赃物折款共669782万元。县税务局一个单位就打出老虎36个,其中贪污最多的达5千多万元。在运动中发现一些机关铺张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存在随意增加人数,随便开支,加重了财政负担;部分干部犯有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工作不深入实际、不了解真实情况、作风不民主、喜欢打骂群众、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只浮在表面,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运动中对犯有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错误的人,根据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精神,遵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政策原则处理。对于运动中查出泄密、盗窃和出卖经济情报与坐探分子的处理,也根据不同情节轻重以及认罪程度、检举立功等情况分别给予不同的行政处分或刑事处分。在“三反”运动中全县批斗有贪污行为的干部88人。运动对干部和群众教育很大。为巩固运动结果,运动结束后立即进行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的三大建设。树立工人阶级的正确思想,提高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县委调整部份领导干部,大胆提拔“三反”中的积极分子;把那些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好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建立健全民主制度、财经制度、工作制度、保密制度、监察制度、生活制度等;充分发扬民主,在机关中建立经常性的民主生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二、“五反”运动解放初期,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贿赂等“五毒”现象较为普遍,资本家用糖衣炮弹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些立场不坚定者蜕化变质,一些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造谣惑众、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三反”运动开展后,县委接着在工商界进行“五反”运动。先组成工作队,分别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动员、鼓励他们大胆揭发和斗争,发挥主力军作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广泛宣传、交待政策,解除顾虑,宣布“坦白无罪,检举有功”政策。运动全面展开后,工作队采取“先打后拉,先严后宽,先斗后劝”的措施,分化资产阶级阵营,然后召开劳资双方见面会议,进行面对面说理斗争。通过工人和店员检举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根据情况分别对待,对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在小组上进行批评;对严重违法户又拒不认罪者,在全行业会上进行斗争。运动查出平乐镇一烟庄有暴利行为;仙泉酒庄经理贿赂税务人员,进行大量偷税漏税;一薛姓资本家伪造税所验收戳记和财政部验戳进行偷税漏税;张家圩一神香制造户伪造税务局货物查验戳记偷税漏税76203万元(旧币),均被严肃处理。据统计,1950年偷漏营业额114亿元(旧币)、偷税漏税款1194万元(旧币),1951年漏报海味7万斤。通过运动,多数资本家认识到“五反”的意义,按照上级指示,守法经营,按章纳税,扩大经营资金,增加项目,使商业经营更加活跃,工商业者实行税收集体入库,集体报税。同时打击违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树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结束,严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清除旧社会污毒的潜移腐化,移风易俗,挽救了曾经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革命干部;锻炼了工人,提高了其阶级觉悟,积累了对不法资本家斗争的经验,对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作用。三、整党整风运动解放后的几年来,党内部分干部不认真进行思想改造,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遭到一定损失,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此,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1953年1月至3月,县委根据中央和上级指示精神,分两批在全县进行整党。第一批为县直机关党员,第二批为各区直机关及农村党员。有71名中共党员参加这次整党。这次整党内容分三种情况进行,对部队转业及老区调来的党员,已经过“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此次只整顿思想作风和“三反”中的遗留问题;对本地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从个人历史、社会关系、立场、入党手续、思想作风等方面进行清查整顿;对新发展的候补党员,只检讨入党后的思想作风,找出今后努力方向。这次整党,暴露的问题有:立场不稳6人,有政治历史问题5人,入党手续不全5人,思想滑坡7人,严重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7人。支部提出处理党员15名,其中劝告1名,警告1名,留党察看2名,开除党籍6名,劝退党3名,因手续不全不承认其为共产党员的2名(这次整党中发生的一些错案在1984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平反)。经过整党,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纯洁了组织,改正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1956年2月19日至3月7日,县委决定在全县分三批再次进行整党整风。参加者共有1233人,包括县委全体成员,所有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县直机关、各区全体干部,生产合作社正、副社长,各乡乡长,信用社会计等,其中共产党员744人,非党干部及积极分子489人。这次整党的内容,机关以反保守落后思想为主,农村则以反资本主义思想为中心。采取领导带头自我检查,层层带动群众的方法进行。对整党中党员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如认为转高级社条件还不成熟、购粮任务太重、增产指标过高,以及悲观失望、闹地位、闹待遇、贪污腐化等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经过整党,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党性。整风运动分为大鸣大放,反右斗争、着重整改、个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四个阶段进行。由于坚持党的领导,个人打消顾虑,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整风重要意义,运动很快就扩大成全民性的整风,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这场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打击了右派分子231人,坏分子20人,阶级异己分子1人,犯严重错误262人。运动纯洁了队伍,提高了群众思想觉悟,特别是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明显加快。通过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认识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农业合作、统购统销政策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由于当时左的影响出现一些错案,后来在拨乱反正中得已纠正。第八节开展“三大改造”,奠定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上谈到,“我们现在就要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概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县委决定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热潮,带领全县人民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一、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为使总路线在全县各地贯彻实施,县委组织声势浩大的学习宣传活动。1953年12月8日,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集训干部,部署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宣传和讨论总路线,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宣传贯彻,然后组织干部下乡,由乡党支部领导,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发动,点面结合,交叉前进。在各村分别召开党、团支部会议,民兵、青年、妇女、宣传员、转业军人代表会议和联席会议。训练乡骨干,建立宣传核心领导。经过训练的区乡干部及代表721人,群众积极分子万余人,形成一支强大的宣传队伍,运用广播筒、黑板报、大字报、报纸、通讯、宣传品、布告、展览会、街头剧等形式进行宣传。在思想发动方面,采取算三笔帐和评三种苦的方法,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可以和历次运动相比,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总路线在每个群众中都有较深刻的认识。经过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发动,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全县人民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觉悟,一致认识到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领导,消除对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认识,对社会主义前景充满希望,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支援国家建设。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2月初,县委结合利用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好时机,大力向干部群众进行宣传动员。从1953年12月起,全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即从农村按政策收购一定数量的粮食,除按规定数量上缴国库部分外,然后定额销售给非农业用户。这一政策贯彻执行共30余年,它对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军需民食、稳定市场和社会秩序起到很大的作用,直到1984年才基本终止。二、工业化初级阶段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12月20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手工业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工业、手工业合作规划,大力发展工业,加速工业化进程。从1954年开始,筹集资金大办工厂,在原材料保证的前提下,扩建国营平乐电厂、新建平乐粮食加工厂、先后成立联合机器制鞋厂、平乐陶瓷砖瓦厂、平乐机器修理厂、联新印刷厂等4家公私合营企业。当年全县工业总产值83976万元,其中轻、重工业的比重分别占8657%和1343%。按经营体制分,国营、集体、公私合营占比重分别为4387%、4049%、1564%,至此,完成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手工业合作社与商业部门在产、供、销合作中出现供销关系失调,致使195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降至58011万元,比1956年下降了3092%。三、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土地改革后,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现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为改变分散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引导广大农民迅速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改善生活,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必要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下达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县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春,全县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976%,实现了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互助组1951年春,党中央号召全国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大生产。在二塘区马家村莫培芝、月城区金山村邱中平、同安区仁塘村莫桂连、源头区九洞村陶彩姣等四户农户的发动下,按照自愿参加原则,组成互助小组,民主选举组长,根据组内各户农活情况,统一合理安排劳动力,按日记工,平等互利,农忙组织,农闲分散的原则组织成四个临时互助组,成为县内最早组成的互助合作组织。互助组的出现,带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的互助组只限于农忙季节,为解决生产上的困难而参加互助组耕作,互助组的成员互相帮工,帮谁家做事就吃谁家的饭,收获完全为农户所有,这种互助合作很容易被群众接受。在莫培芝等四个互助组的带动下,全县建立了很多临时性季节互助组。1952年全县土改时,土改工作队根据县委指示,运动中把组建互助组作为一项工作来抓。到年底,全县建立互助组3096个,入组农户13762户,占总农户的3752%。其中为适应生产需要,在群众拥护的基础上组员自愿参加,统一安排农活,集体出工,评工记分,死分活记,常年不散的较高级别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594个,参加农户2106户,占总农户的574%。20世纪50年代农业互助组农民收获稻谷时的情景。
1953年至1954年,县委、县人民政府贯彻“积极引导,稳步前进”方针和“互助两利”政策,总结推广三区(二塘)乐塘乡石门口村郭祖德互助组和源头区九洞村陶彩姣互助组的经验,对各地已建立的互助组进行调整、巩固、提高,逐步发展为常年互助组。互助组成立后,实行统一安排农活,集体出工,评工记分,死分活记的管理制度。1954年底全县建立互助组3970个,参加农户达19381户,占总农户的5122%,其中常年互助组1394个,参加农户9077户,占总农户2399%。由于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耕作,互助组显示很大优越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效率提高,收入大大增加,生活得到改善。农业互助组发挥了个体农民互相合作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4年与1951年相比,全县粮食增产10319万公斤,年均增长336%。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互助组的生产形式己难以适应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要克服这种状况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县委按照农民自愿原则,组建的互助合作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属半社会主义性质,是个体农民从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过渡的生产组织。1953年冬,互助合作运动有新发展,开始兴办生产合作社。一区安良村、三区石门口村、五区马鞍洞村、六区仁塘村、七区九洞村、八区久宜村等成为第一批试办初期农业合作社的村,最早的初级社在石门口村,于12月26日开始筹建,1954年元月27日成立。这些初级合作社以常年互助组为基础,吸收部分单干户参加,入社农户174户863人,耕地面积1409亩,耕畜154头。此后,全县的互助合作面貌与1952年比较有了新改变。初级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土地和生产资料采取土地评产入社,统一使用,保留社员私人所有权;耕牛作价入社,保本付息;大农具作价入社,保本不付息;小农具不保本,自管、自用、自修;肥料、种子由社员按入社土地面积带入社。一般每亩水田带肥10担、谷子75公斤。社内实行民主管理,由管理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下设若干生产小组进行生产活动。生产经营实行土地划片耕作,劳动力统一调配使用,评工记分。初期实行“死分活记”或季节包工,后改为定质、定量、定时、定工分的“四定包工”责任制。初级社收入除提留4%公积金、1%公益金、偿还贷款、扣除行政管理费和种子、肥料、饲料费用外,按地四劳六分红,即土地分红占40%,劳动分红占60%。社员劳动分红按工分记。在试办基础上,按照“建成一批,巩固一批,相应发展一批”的方针逐步建社。到1954年7月底,全县建成初级社76个,入社农户3034户15170人,经营耕地面积11789亩。1954年10月,为贯彻中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方针,至年底暂停发展新建初级社,全县办社工作重点转移到整顿、巩固、提高已建成的初级社上。经过整顿,进一步完善制度,健全组织,增强力量。1954年发生严重的春涝秋旱自然灾害,由于初级社较好地发挥了集体的力量,粮食生产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1955年1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平乐地委关于《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积极开展建社办社工作》的指示。会后采取党支部领导、专人协助、群众办社的方法进行建社办社工作。至2月底,新建初级社91个,将原有76个初级社分为99个,全县共计有初级社190个。9月20日,县委再次召开有1800人参加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精神。会后在全县迅速开展建社扩社工作。1955年秋,全县初级社发展到198个。这一年的旱灾最为严重,但农业生产依靠集体力量仍获得增产丰收,四区的每个农业社都获得增产,七区95%的农业社增产。与个体农民比较起来,农业社更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农民渴望加入农业社,向往走合作化道路。至11月15日,仅一个半月时间,全县新建初级社592个,至年底全县有初级社711个,入社农户29153户,占全县总农户7332%,入社耕地面积243915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问题,出现了劳动力强而土地较少的农户与劳动力弱而土地多的农户在分红时产生矛盾,在社规模和管理体制上产生与当时生产发展的矛盾。为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农户在县委的领导下,尝试一种新的生产制度——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属社会主义性质,土地、耕牛、大农具归高级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社内收入在扣除生产费用、税金、公积金后,按社员劳动工分分配。高级社显示出更多的优越性,农民对高级社非常向往。1955年12月,中共平乐县委在五区老埠乡进行办高级社试点工作,将砧板、新隆、第樟三个村有两年历史的4个初级社,合并建立曙光高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1月,县委根据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精神,批判对合作化实行“坚决收缩”的右倾思想,提出到1956年2月底,将全县100%的农户吸收参加农业社,把已有的771个小社合并为97个大社,全部转为高级社。事后,县委组织工作队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扩社、并社工作,要求998%的农户加入高级农业社,仅仅1至2月就完成一乡一社的高级社建社工作,入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数9976%,未入社仅有101户,1956年春全县实现合作化。1957年春,对高级社进行整顿,高级社调整为109个;1958年将109个高级社划小为356个,辖3581个生产队。1957年,高级社仅建立一年时间,根基还不牢固,一些地方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办社步伐太快,工作粗糙、形式简单,社队规模过大,加上经营管理跟不上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致使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仅有475856万公斤,比1953年减产6217万公斤。1956年冬至1957年,对高级社进行全面整顿、巩固、提高,1957年粮食总产量接近或超过产量最高的1953年水平。在农业生产获得增产丰收的大好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盲目乐观的骄傲自满情绪、滋长了官僚主义,不深入实际、不关心群众生活,甚至虚报粮食产量,多向农村征收粮食。1955年秋,因旱灾、虫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粮食比上年减产912%,县委主要领导决定把豆角、南瓜等蔬菜和土产板粟、柿饼计入粮食总产,向地、省委报粮食增产2106%,且向农民多购少销粮食,引发1956年春夏县内沙子、二塘等地出现缺粮情况,一些农民被迫逃荒到湖南、江西等地,甚至饿死在他乡,当年因各种原因非正常死亡近300人,因缺粮致使身体浮肿1388人。这些情况被党中央发现后,及时进行调查处理,采取紧急措施救济缺粮农民,严肃处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造成轰动一时的1956年“平乐饿死人事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把几千年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广大农民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基础。同时,推动了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他事业的发展。但在改造后期,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步子过快、形式单一等现象,脱离了农村生产力客观实际,以致引起部分富裕农民的思想顾虑和误解。根据这些情况,县委采取措施,深入宣传建社方针和政策,对农业合作社全面进行整顿巩固,突出解决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和具体政策问题,为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创造良好条件。四、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国年间,县内私营工业只有私人开办的平乐协力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其余为个体手工业。1949年,全县个体手工业521家(不包括捕鱼),从业人员918人;私营工业1家,从业人员12人。手工业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经济,以一家一户的方式进行生产。手工业产品花样品种较多,产品以外销桂林、梧州、八步、钟山、昭平、恭城等地为主。解放后,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需要手工业产品增多,这种生产方式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此,党在过渡时期,规定了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县委贯彻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组成部分,解放初期,为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县委采取发放利率为24%的低息贷款等措施扶持手工业,使县内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53年7月,全县个体手工业达到1363户,从业人员3126人,是年生产总值31230万元。解放后平乐县的工农业生产取得较大的发展,图为月城区马渭村的平乐油榨厂和电厂全景。
1954年1月7日,成立手工业劳动者协会,同年成立县手工业调查办公室,开展对手工业生产状况的调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个体手工业者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小组或合作社。当时,县内手工业实行自产自销,生产工具简单,技术落后,资金短缺,困难很多,难以发展,随时有被淘汰的危险,走合作化道路成为手工业走出困境的迫切希望。9月8日,县委派出工作组,到平乐镇木器、车缝两个行业进行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试点工作,历时两个月,办起平乐镇木器生产合作社和车缝生产合作社,共有社员68人。这两个社,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资产入社采取的办法为:大型工具和原材料,自报公议,评价入社,抵作股金;小型工具由社员自带入社,公用公修;社员股金,按入社后三个月平均工资计,木器社每个社员缴纳一个月的工资额,车缝社每个社员缴纳一个半月的工资额,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分组作业,收入归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分配实行多劳多得、按件记工工资制。12月2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手工业者第一次代表会。会后至1955年,依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群众接受,自愿组织”的原则,在全县兴办手工业生产(供销)合作社、组。是年底,全县组建手工生产合作社21个512人、生产小组51个406人、供销合作社8个271人。由于国家保证对手工业原料供应,当年个体工业完成产值36031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473%。1955年6月2日,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具体领导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通过合作化道路,组建手工业生产小组、生产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由低级到高级组织形式,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0月,县委召开工业工作会议,对手工业的改造和发展规划作了专题研究和部署。会后,全县手工业合作化进入高潮,从1955年12月至1956年,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按照全国手工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在“1956年至1957年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的要求,派出工作组,先在平乐镇,后在其他乡镇,进行扩社、并社、建社工作。至1956年底,除转入农业社及商业部门改造外,全县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33个,理发社7个,生产小组13个。至此,全县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全面完成。通过合作化道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扶持下,建立规章制度,改善经营管理,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巩固了合作社的地位,结束了几千年来个体手工业者以一家一户进行生产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生产关系,克服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新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手工业产品日益丰富,基本满足市场需要,为大办工业和转办国营工厂打下良好基础。五、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县内私营工商业主要分布在平乐镇、二塘、沙子、张家、源头、阳安、桥亭等乡镇,以平乐镇最多。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百货、五金、杂货、医药、饮食、旅馆等,在县城到处是私营店铺,经营种类繁多,方式多样灵活,从业人员很多。1949年,全县私营和个体工商户约1000户,零售总额62931万元。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县人民政府采取加工订货、收购以及鼓励私商参加物资交流等办法,扶持私营工商业,使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县登记营业的私营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到3170户,从业人员4742人,资本和资金额9737万元,年营业额71780万元。这个时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央“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有计划地组织利用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办企业。1951年8月,办起县内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平乐发电厂。1952年初,县贸易公司与平乐镇私营土产运销业的祥记等商号,合资兴办公私合营县运销联营社,把这些工商户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于1954年成立市场安排办公室,国营各专业公司成立私改股(亦称市场股)。1953至1954年,对私营和个体工商业者进行总路线和不许重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贿赂的教育。同时,根据省委关于“促进工农业发展、稳定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的指导方针,逐步取消私营商业批发业务,把经营批发业务转移到国营企业。把经营棉布的11个私营商店改造为代销店或经销店。县人民政府组织一批私商改商为工,一批工商业户和小商小贩转到手工业行业。1954年4月,平乐镇的成兴等9户土产运销户和其他行业5户工商户经自愿申请,经批准成立联合机器制鞋厂。是年,全县共有私营和个体工商业1223户,从业人员1823人。其中座商255户,从业人员439人。拥有资本各资金额3090万元,流动资金2048万元。1955年12月 ,中央作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认为已有条件有必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全部或大部份公私合营阶段。依据中央关于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县委调整私改领导机构,增强领导力量,加强对私改工作的指导。通过代购代销、组织合作社、实行公私合营等形式,加速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至年底,县内私营和个体工商业78%已经组织改造,其中代销店18个18户,经销店42个66户,合作商店49个292户;全县个体饮食业436户,组织合作饭店15个,联营小组11个,参加改造的141户,占总户数3234%;个体服务旅社业83户,组织联营旅社一个12户,占总户数1446%;五个私营工厂、机器榨油厂建立公私合营,合营后,国家加强政治和业务领导,企业加强业务管理,在资金、原料等方面问题得到很好解决,职工工资得到提高。1956年1月,全县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实行全行业合营。1月上旬,平乐专署及县人民委员会组织70人的对私改造工作队,以平乐镇、二塘、源头三个区为重点,对全县私营和个体工商业进行全面改造。在改造过程中,采取四个步骤进行:第一、宣传发动,调查摸底;第二、报告申请,建立领导机构;第三、清产核资入股;第四、建立规章制度。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到2月上旬,全县工商业1036户中9826%巳进行改造,涉及行业有棉布、国药、百货、陶瓷五金、杂货、照相、饮食、烟酒等,在改造中转为农业和其他部门的120户,占工商业总户数1158%;进行各种形式改造的898户,占工商业总户数8668%(过渡为供销合作社门市部25户,资产5626元;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4个,商店10个,共202户,资产204386元;改造为专业和综合合作商店29个,共627户,资产52448元;组织代销、经销小组20个,共44户,资产6360元)。只有18户个体商贩未进行改造。至此,全县私营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结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功改造,使商业更加活跃,资金积累更丰富,商业经济效益普遍提高,为加快工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民国年间,县内私营工业只有私人开办的平乐协力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其余为个体手工业。1949年,全县个体手工业467家,从业者2082人;私营工业1家,从业者12人。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县委贯彻党和国家在过度时期总路线的组成部分。手工业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经济,以一家一户的方式进行生产。解放后,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需要手工业产品增多,这种生产方式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影响国家建设的计划性。为此,党在过渡时期,规定了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了步伐。1954年成立县手工业调查办公室,开展对手工业生产状况的调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合作化道路,组建手工业生产小组、生产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由低级到高级组织形式,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1月7日成立手工业劳动者协会,1955年6月2日,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具体领导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引导手工业者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方针指导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合作组织形式可以容纳大量劳动力,为国家培养大批技术人才、为向机械化过渡准备条件。1954年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个体手工业者纷纷组织各种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小组或合作社。1955年,全县手工业者2609人,大都实行自产自销,生产工具简单,技术落后,资金短缺,困难很多,难以发展,他们也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扶持,随时有被淘汰的危险,迫切希望走合作化道路。在改造中,组建合作社21个共512人、生产小组51个共406人、供销合作社8个271人。由于国家保证对手工业原料供应,当年个体工业完成产值36031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473%。1956年,对个体手工业改造达到高潮,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个体工业消失。通过合作化道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扶持下,建立规章制度,改善经营管理,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巩固合作社的地位,结束了几千年来个体手工业者以一家一户进行生产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生产关系,克服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新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手工业产品日益丰富,基本满足市场需要,为大办工业和转办国营工厂打下良好基础。五、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重很大,在县城几乎到处是私营店铺,经营种类繁多,方式多样灵活,从业人员很多。1952年初,全县登记营业的私营座商和行商共893户,从业人员1808人,资本额约70万元(旧币)。1953年,在贯彻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采取教育引导的方法,通过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学习,经过耐心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初步看到国家建设远景和工商业者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远大前途,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成立市场安排办公室,对私商和市场进行重点安排和改造。根据省委关于“促进工农业发展、稳定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的指导方针,逐步取消私营商业批发业务,把经营批发业务转移到国营企业手中。1955年12月,中央作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认为已有条件有必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阶段。根据中央关于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县委调整私改领导机构,增强领导力量,加强对私改工作的指导;通过代购代销、组织合作社、实行公私合营等形式,加速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由县贸易公司与平乐镇土产运销行业中的9户私商,组成县内第一个公私合营的“平乐公私联营土产联营社”。至1955年底,全县私营商业78%已经组织改造,其中代销店18个18户,经销店42个66户,合作商店49个292户。饮食业是从业人员最多的行业,共有436户,已经组织改造141户,占总户数3238%;服务旅社业83户,已经组织改造建立公私联营旅社一个12户;五个私营工厂、机器榨油厂已建立公私合营,合营后国家加强政治和业务领导,企业加强业务管理,在资金、原料等方面问题得到很好解决,职工工资得到提高。到1956年1月,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全县对私营商业207户,资本额1349万元,改造成为公私合营商店10个,改造面达到986%,涉及行业有棉布、国药、百货、陶瓷五金、杂货、照相、饮食、烟酒等,合营后从业人员全部安排就业。1956年元月下旬,平乐镇的数十家私营工商业者排队放鞭炮、敲锣打鼓,向县人民政府报喜,欢庆社会主义改造获得成功。公私合营后,调动了劳资双方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经济效益普遍提高。当年,公私合营商业社会零售额11073万元,比1954年增长314倍,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的816%。到1959年底,公私合营商店全部并入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成功改造,为加快工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商业更加活跃,资金积累更丰富。六、实行统购统销,加强粮油市场管理粮食是稳定市场物价、保证国家建设、安定人民生活的重要商品。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城镇人口增加,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加上私营粮商与国家争夺粮源,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民按国家规定的粮种、价格和任务数向国家交售公粮、余粮,完成任务后多余粮食才可以自由储存和使用,也可以继续卖给国家或在国家规定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2月8日,县委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布置宣传总路线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按照政策规定,向农村的农户收购一定数量的粮食,由政府粮食部门统一管理和调运,除上缴国家外,按一定数额再销售给非农业用户。其步骤是:(1)宣传动员和重点调查,讲清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民的利害关系;(2)分配任务和民主评议,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3)代表会决议和组织群众送粮。经过深入宣传发动,群众送粮的热情很高,张家乡两天就收购入库19万斤。全县从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25日,征购粮食1422万斤,超额完成统购任务157万斤。1954年1月底,在完成粮食统购任务后,全县取缔粮食自由市场,禁止私营粮商自由经营,粮食由国家统一经营,实行计划供应。县粮食指挥部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粮食统销办法,供应的方针原则上是当地产什么供应什么为主,在产品和数量上可以进行调整,满足群众的消费要求。1955年8月,国务院公布《在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为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县委及时成立粮食“三定”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粮食“三定”工作。各乡镇村相继成立相应机构,组织学习传达上级指示精神。通过开好积极分子会、贫下中农会、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三个会,依靠村评议小组,落实“三定”任务,以上半年度统购任务数为基础,按标准留够口粮、种子、饲料及必要的机动粮。全县落实定产50865万公斤,定购1214万公斤,定销644万公斤。统购统销政策贯彻执行30余年,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带动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关键一步。它对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军需民食、稳定市场和社会秩序起很大作用,直至1984年才基本终止执行。油脂油料统购统销1954年下半年,同时贯彻实行油脂油料统购统销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将农村农户经民主评定划分为产油农户、自给户、缺油户三种。经大力宣传和贯彻执行政策,在充分的思想发动后,产油农户积极出卖油料。对缺油户,经民主评定后,报区、乡政府批准,分期发票(证)供应;对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城镇居民等,凡属非农业人口,食油一律实行计划供应,凭购油票(证)购买。通过实行粮油统购统销,保证了供应,打击粮油市场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激发生产积极性;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了群众情绪,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巩固工农联盟,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七、建立基层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在贯彻粮食统购政策时,紧密结合做好供销合作工作。经过努力发展生产,实行统购后,农民手中有了钱,要求组织信用合作社,稳定市场物价、减少或降低私商从中剥削,保障农民切身利益的愿望日益迫切,为组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打下基础。供销合作社1951年9月至年底,全县组建6个供销合作社,有社员46433人,股金50250元。1952年成立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1953年成立县联社,基层供销社增至10个,另有一个瑶民社、2个消费合作社,共有干部职工191人,入社社员73703人,股金869万元,下设零售店、分销处各15个。是年,供销合作社商品纯购进总值18050万元,占全县商品纯购进总值3140%;商品纯销售总值149万元,占全县商品纯销售总值1341%;社会商品零售额7561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708%。1954年,零售店、分销处分别增至87个和32个,入社社员增加到93552人,股金增加到1671万元。1957年2月,国营商业在各圩镇成立国营百货、服务商店和农副产品收购站。原供销社经营的百货移交给国营商店经营。饮食、杂货、食品移交给服务商店经营。大扒、张家、长滩等社区的农副产品移交农副产品收购站经营。是年供销社系统商品零售额13288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1038%。信用合作社1952年秋,开始筹建信用合作社。9月,人民银行平乐支行组织工作组,到四区桥亭乡大林村进行办社试点。试点中,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自觉自愿、民主管理、结合生产、服务生产”的方针。11月29日,成立全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社队——桥亭信用合作社,当时有股份500股,股金900元,各种存款5000元。信用社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按股分红的民主管理制度,内设社主任、监事主任、会计、出纳,办理社内事务。1953年,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办社方针,推进办社试点经验,分期分批在全县开展办社,至1954年5月,全县完成了一乡一社的建社任务,共办起信用合作社91个,信用互助组4个,入社社员33532人,筹集股金2414万元。区区有供销社、乡乡有信用社,大大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经济阵地,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方便农民存款、取款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从1953年到1957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贯彻了粮、油等主要生活必需物资统购统销政策;集中精力发展工农业生产,抓好经济建设,同时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期间,全县基本建设投资额完成20646万元。其中工业4305万元,占总投资额2085%;农林水利3195万元,占总投资额1548%。建成小(一)型、小(二)型水库(包括“一五”期间投资,1958年春建成)8座、山塘98处、引水工程3处,共增加灌溉面积24200亩,促进国民经济发展。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3918万元,1953年至1957年年均递增016%,其中工业总产值580万元,年均递增1063%;农业总产值3338万元,年均下降115%;粮食总产量522832万公斤,年均递增209%。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使全县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经济基础,表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第九节在社会主义改造
中加强党的建设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紧紧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设。县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执政能力和战斗力;广泛实行民主,开展人大代表普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基层组织建设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开展建设社会主义中,党组织建设得到健康发展和不断壮大。在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县委按照上级党委指示,在认真抓好自身建设同时,努力吸收发展党员,特别注重在工人和农民中吸收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壮大党的力量。到1956年底,全县党员总数3217名,其中少数民族占125人,女党员478人,有10个区(镇)党委、2个党总支、158个党支部。二、召开中共平乐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召开中国共产党平乐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1956年4月8日至10日,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二塘召开,应出席大会代表200人,实际到会189人,列席代表24人。这次大会是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大会总结县委1955年的工作,选举中共平乐县第一届委员会和出席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代表,布置1956年全县工作任务。会议肯定了1955年的工作,分析县情,指出“全县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今后全县党组织和全县各族人民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地组织生产高潮和文化高潮,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大会选出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平乐县第一届委员会,选举矫志周等6人为出席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平乐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出由7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平乐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矫志周当选为书记。选出中共平乐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监委书记朱瑞华(兼)。1957年6月8日至16日,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二塘召开。出席代表155人,列席代表69人。会议的主要内容为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听取和讨论中共平乐县委员会《关于一年来工作总结及1957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到会代表充分发扬民主,在学习、讨论中严肃批判了中共平乐县委在领导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思想作风,批评个别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会上通过了罢免廖义宁、张机生两名县委委员职务的决定。三、人民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确立,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在各项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民主决策,更好地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县委在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时,注意逐步完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县最高权力机关,1950年1月至1954年7月称“平乐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乡人民代表由各村街群众共同协商产生,其他代表由各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座谈会上自行选举产生。1954年7月后称“平乐县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基层政权组织和单位按选举法有关规定选举产生。平乐县第一届民选县长副县长当选时的留影。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颁布后,县委为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健全民主法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保障各项事业发展,从1953年6月开始组织第一次普选,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经过宣传发动、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选民资格审查、选区划分、候选人推荐和确定、选举表决六个阶段,至1954年4月,普选工作全面结束。这次普选,全县总人口207488人,18岁以上公民118752人,有选举权的114703人,占966%,各选区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一般都达80%,最高达98%。普选选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49人。平乐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二塘召开,图为代表进入会场时情景。
1954年7月1日至6日,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二塘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研究如何巩固提高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生产运动,完成爱国生产任务,选举张中泰等三人为出席广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7月15日至20日,召开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209人。会议听取县长张中泰作的《关于1954年工作情况及1955年工作任务的报告》,副县长沈焕球作的《关于1954年决算及1955年预算的报告》,县人民法院院长曾冬梅作的《关于一年来法院工作报告》。会上选举张中泰为县长。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1956年10月至12月,开展第二次普选。此次共选出乡(镇)人民代表2456人,选举出席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301人。1956年12月28日至31日,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应出席代表301人,实际出席会议代表280人,列席代表9人。大会审查通过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工作总结及1956年冬至1957年春工作建议的报告。选出县第二届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沈焕球为县长。人民团体的建立与发展1950年开始,在县委领导下,各人民群众团体组织相继建立,它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平乐县的军烈属积极支持全县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图为1958年县委召开军烈属先进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1951年春,成立县总工会,设组织、宣传、财务、青工、妇女、劳动福利等6个部,建立基层工会13个。县总工会妇女部在家属较多的单位建立9个家属委员会。到1954年,全县基层工会组织增至57个,当年8月改为县工会联合会。1952年7月6日至9日,在二塘召开县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汽车站工会工人家属梁汉琼、李肇全积极组织该站职工、家属学习文化,参加副业生产,同时调处职工家庭纠纷,工作成绩显著,分别于1956年列席广西省工会积极分子大会和出席1957年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的家属工作先进会议。1950年1月,成立平乐县农民协会,到1952年底,全县共有农会会员75545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1%。其中男会员39903人,女会员35642人。1950年4月,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58年11月改为县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法律上确定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政治地位,有参政、议政、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权利。1953年9月,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二塘召开。同年,各级妇女组织积极宣传贯彻《婚姻法》,废除包办婚姻47对,12名寡妇改嫁,解放童养媳及“小老婆”6人,有103对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结婚。1951年1月,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平乐县工作委员会,1953年3月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平乐县委员会(简称团县委),1957年7月,易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平乐县委员会。1952年全县有农村团支部103个,团员2063名。1953年3月28日到4月1日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平乐县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获得健康发展和壮大。各级党组织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中选拔了一批积极分子到干部队伍中来,干部队伍得到加强。当时干部来源六个方面,一是南下干部;二是军队转业干部;三是地方干部;四是社会上经过培养锻炼选拔的工农积极分子;五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六是留用一些国民党时期的旧职员。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干部队伍获得发展壮大。在干部队伍建设中,按照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进一步严肃党风党纪,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在干部队伍建设中,重点抓领导干部和党员的学习,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性,从而在工作中改进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促进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县委成立后,逐步建立健全其工作机构,随后成立组织部、宣传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农村政治部、直属机关总支委员会等职能部门。每个部门各负其职,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发展、壮大和提高。
第二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平乐历史·第二卷
第二章社会主义建设在
探索中曲折发展
(1956年9月~1966年5月)
第一节党的八大精神的
贯彻和全党整风三大改造完成后,全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关于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等问题。八大依据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及时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成果,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良好开端,大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规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向。一、八大精神的贯彻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功绩的一次会议。会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它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根本愿望,深受全国人民的拥护。1956年,在县委和县人委县人委即县人民委员会,1955年7月,县人民政府改称为县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全县胜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新时期带来了新任务,平乐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怎样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县委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需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按照八大精神,根据实际情况,探索符合县情的发展道路,制定新的发展方针和发展规划。八大结束后,全县形成学习八大的精神热潮,掀起贯彻落实八大精神的高潮。党的八大结束后,县委及时制订学习宣传计划,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八大的七个必读文件,使党员、干部受到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认清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通过学习、宣传和贯彻,极大地激励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八大为动力,在县委领导下,齐心协力开展生产和建设,加快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步伐。从此全县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过程。二、开展整党整风运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明确宣布1957年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1957年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要求全党开展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其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改进党的作风,以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根据党中央指示和省、地委部署,1957年6月8日至16日,县委书记朱荣华在县委第一届委员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组织学习讨论,会上批判了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良思想作风。8月11日,县委开始进行“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其主要方式是以整风形式向农村党员深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抓阶级斗争,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与思想检查。至9月15日止,运动告一段落,全县有88个乡开了斗争会,共斗地主、富农等465人。1957年9月至10月间,县委又在农村开展以农村合作社、统购统销为主要问题的大辩论。大辩论按省、地委的指示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彻底的放;第二阶段大胆的改,坚决的改,彻底的改;第三阶段认真的辩,深入的辩,细致的辩;第四阶段整党整团,总结提高。在大辩论中,全县鸣放出的问题经过综合整理有3054条,属于大是大非的1608条(其中关于合作化问题657条,关于统购统销问题368条,有关工农问题的175条,其他问题408条),属于边整边改的1446条。1957年11月23日,县委成立整党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整党整风的要求和做法。整党的要求是:一是在思想和觉悟程度上进一步提高,二是乡社领导干部能力得到提高,改变领导作风;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克服强迫命令的不良工作作风。三是健全党组织、健全领导核心——支委会。不宜担任支委的应改选;该处分的应处分,应开除的要开除;要取消预备期的及时取消;应转正的及时转正,建立组织生活制度。整党的做法是:一是召开支委会,摸清情况,明确要求;二是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明确整顿对象;三是召开支部大会,动员—讨论─批判、辩论;四是进行组织处理;五是总结提高。三、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斗争随着整风运动迅猛展开,全国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鼓吹所谓“大呜大放”,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提出以“政治设计院”来取代党的领导,要求共产党下台,搞所谓“轮流执政”,妄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预示着这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将转化为反击右派的对敌斗争。6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几篇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击右派斗争迅速在全国开展。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县内整风运动也起了变化,一些干部对出现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造成思想混乱。出现一些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县委决定放手让干部大鸣大放,揭开矛盾,暴露右派,在彻底鸣放基础上开展大辩论。随后,全县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反右斗争按照“分批交错,逐步展开”的步骤,分两批四个阶段进行。第一批县直机关于1957年11月中旬开始,第二批乡直机关于1958年3月开始。均在1958年7月结束。全县2009名干部职工参加这一运动。第一阶段是党员干部大鸣大放,贴出大字报2994张,会议鸣放意见1569条;第二阶段从1958年3月11日起,历时一个多月对右派开展斗争;第三阶段从1958年4月11日起开展以反保守、反浪费为中心的大整大改;第四阶段是批判反省,提高认识。反右运动自始至终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方法进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反右斗争,对全县人民进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教育,以稳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必要的。但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鸣放意见大多未经核实,是非不清,真假不明,仓促定案,误伤了一些好同志。全县被划为右派分子273人,定为有右派言论的338人。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撤职降级、开除公籍、开除公籍监督劳动,送劳动教养等处分,是共产党员的还给予党纪处分。1984年9月26日,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全部错划、错定的人员给予平反和纠正。四、精简机构和干部下乡1958年,县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本着精简指导方针,缩减行政人员,充实基层,充实业务部门,把商业、供销、服务合并为一,财政、保险、税务合并为一,驻乡机构划为乡管机构。1958年1月,全县第一次精简机构,图为县人委(县人民政府)首批下放的同志合影。
为贯彻中央关于干部下乡到基层参加劳动锻炼的指示,1957年12月,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发出“上山下乡到基层去、到农村劳动战线上去”的号召。县直属机关各单位立即掀起申请下放的热潮,干部纷纷向党表决心,要求首批下放,有的干部还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自己的决心。全县首批下放干部177人(县级12人,区级43人,一般干部122人),其中到基层去的57人,到劳动一线去的120人,此外,省委、地委机关下放到平乐的干部有241人。省、地、县下放干部合计418人,分别到14个大乡担任领导或一般工作人员,有的直接到大队参加劳动。1958年整风运动中,再次下放干部178人,直接到劳动战线锻炼121人,另外处理退职44人。第二节“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党的八大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良好开端,县委认真贯彻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即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1958年5月,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19日,县委第一书记陈岸在人民礼堂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6月6日又在县委召开的各乡党委书记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6月8日,县委在二塘召开常委会,研究贯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兴办工业,筹集资金等问题,掀起学习宣传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高潮。6月9日晚,向全县广播宣传总路线精神。6月13日,县委整风办公室对乡属各整风单位宣传贯彻学习总路线作出具体布置和安排,要求乡属单位对总路线学习十天;24日,又对学习总路线不深不透的单位提出要求用一至二天时间抓紧学习补课。6月16日,县委发出通知,对宣传贯彻总路线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各乡全面安排,与生产相结合,白天搞生产,晚上宣传总路线;采取各种形式搞好面上宣传,组织游行队伍喊口号,利用圩日进行口头宣讲,利用广播、黑板报或其他形式宣传总路线精神。7月5日至8日,县委在三级干部会上明确指出“在会后一个时期内以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自治区党代会有关文件精神为主。通过学习宣传,全县有131719人受到总路线的教育,宣传面达955%。由于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加上在宣传中片面强调速度,“把高速度作为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无限夸大人的主观作用,一些地方在学习贯彻中采用强迫命令,乱扣帽子和无限上纲上线的办法,把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作为“右倾”分子进行批斗,搞得人人自危,在规划和指标上普遍存在“宁左勿右”、“越左越跃进”的思想,将指标越定越高,有的地方出现“你追我赶”互相攀比的场面。二、“大跃进”运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后,《人民日报》针对“反冒进”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在党内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以及“苦战三年,使大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等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构想。此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大跃进的发动,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大跃进的发动,首先从盲目地、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开始。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钢铁生产指标连续加码,要求在7年、5年以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1至2年达到15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要求在2至3年、3年至5年内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二至三千斤。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一些地方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同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论调,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所谓“条件论”。1958年平乐镇公社在全县农业生产丰收成果展上展出的农业产品。
全县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也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从高指标,高产量演变而来。1958年1月16日县委下达1958年农业生产任务:稻谷种植1885万亩,总产708726吨,平均亩产752斤,总产比1957年增381%,亩产增355%。5月20日,县委第一书记陈岸在三级干部整风会议上作题为《坚决响应自治区党委、地委关于开展超额增产运动的口号》的报告。区党委提出“减亩不减产!受灾也丰收”,平乐地委1951年8月至1958年7月平乐地委机关在平乐镇,平乐县属平乐地委管理,1958年8月平乐县委属桂林地委管理。提出“一糙顶两糙!两糙顶三秋!薯类大跃进!全面大丰收!”县委则提出“整社先整党,打仗先练兵;兵强马又壮,跃进有信心;增产要超额,技术要革新;贯彻总路线,万众一条心”。在报告中对增产指标下达任务,凡稻谷原计划亩产没有达到800斤的要在原订生产指标的基础上增加15%;亩产800-1000斤要增产10%;已达1000-1200斤,增加5%;1200斤以上不再增加指标。同时提出开展超额增产运动十项措施:①田间管理;②积极发展薯类生产;③及早做好晚稻的思想、物质、技术准备;④中稻采取4种增产措施;⑤积极发展生猪生产;⑥大力营造蓖麻林,养蓖麻蚕;⑦实现车船化;⑧积肥结合除四害,办沼气池;⑨兴修水利;⑩坚决贯彻整党整团整社,开展两条道路斗争。7月8日,县委书记朱荣华在三级干部总结会上作题为《把自治区党代会精神贯彻下去,把晚糙超千斤运动开展起来》的报告,在报告中分析超千斤的条件:①群众觉悟提高,干劲冲天;②肥料每亩过1300斤;③水利条件好;④晚糙下种平均亩达23斤6两;⑤干部试验田有了经验。县委根据当前情况和这次会议代表的要求,修改全县生产指标,作两套帐对比:第一套帐,全县土地除经济作物、自留地、饲料地外,尚有2359万亩可种水稻,早糙实插1713万亩,每亩以500斤计,产量为85663万斤,中糙实插2278亩,每亩以600斤计,产量13668万斤;晚糙插16万亩,每亩以1000斤计,产量16000万斤,红薯种10万亩,每亩以1000斤计,产量为10000万斤;早玉米种8000亩,每亩以200斤计,产量为160万斤,晚玉米种13万亩,每亩以450斤计,产量为585万斤;木薯、芋头13万亩,每亩500斤计,产量650万斤。全年总产量3609798万斤,每亩平均产量1530斤。第二套帐,全县土地除经济作物地、自留地、饲料地外,尚有235924亩,早糙实插171326亩,每亩以500斤计,产量为85663万斤,中糙实插2278亩,每亩800斤计,产量18224万斤,晚糙实插16万亩,每亩以1666斤计,产量26656万斤;红薯实种10万亩,每亩1250斤计,产量为12500万斤,玉米13000亩,每亩500斤计,产量为650万斤,木薯、芋头13000亩,每亩500斤计,产量为650万斤,全年合计总产量4936454万斤,平均亩产2092斤。以上指标的实现,肯定能做到晚糙顶两糙,全年翻三翻的要求。为实现亩产超千斤,总的要求是:苦战十五昼夜,全民总动员,个个上前线,收快又收好,颗粒不能掉;插快又插好,犁耙要做到,村里无闲人,田洞去赶闹,挑货到田间,生产供应齐做好。具体要求晚糙每亩插5万蔸以上,下足基肥2000担。为总结早糙生产经验,县委决定组织200人以上的检查组到沙子片(含治安区)、附城片(附城、江右、长滩乡),二塘片(二塘、九龙、大源),张家片(榕津、张家),源头片(源头、珠螺、古营、义洞乡),阳安片(阳安、双合、平地、桥亭乡)、大扒片(大扒、四冲乡),同安、龙福片开展大检查、大评比、大辩论运动,时间从7月9日至11日3天,目的是找出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表扬好人好事,进一步鼓起干劲,坚定信心,修订生产指标和措施,推动即将到来的夏收夏种工作。下半年要大种试验田,除工交系统干部外,其他部门干部职工,一律参加种试验田,社、队也要种自己的试验田。到处可见“七一”党员试验田,“五四”青年试验田,“八一”民兵试验田,“三八”妇女试验田。机关干部的试验田每亩要插10万蔸,要进行多种多样的试验。20世纪60年代县委组织各公社代表到高产示范田进行参观。
8月,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党员和人民群众发出战斗号召,保证实现亩产千斤,力争实现亩产1500斤;桂林地委提出保证实现亩产1500斤,力争实现亩产2000斤。县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认为晚糙应该保证实现亩产5000斤,力争7000斤,红薯亩产20000斤(红薯种植计划提高到15万亩,亩产2万斤)。为争取晚糙及红薯更大丰收,县委提出采取几个方面措施:一是继续批判各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晚糙“定局论”、“增产有限论”错误论调,在晚糙田间管理上做文章,采取先天不足后期补;二是加强对生产具体领导,各级领导应走出办公室,深入田间,贯彻地委“四到田”(开会、吃饭、休息、办公在田间)的指示;三是大搞试验田,放产量卫星,为争取更大丰收,把干部种植试验田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发动青年、妇女、民兵、党员干部大搞丰产田试验,丰产田要大放“卫星”;四是广泛开展晚糙高产丰收竞赛和评比奖励,实现增产计划。县委对高额丰产的乡、社、队、试验田,除给予政治鼓励外,还给予物质奖励,奖励条件和办法是:晚糙平均亩产达到或超过五千斤的乡,奖给一台万能拖拉机、车床和按编制奖给每人一架单车;晚糙平均亩产达到或超过7000斤以上的农业社,奖给一辆载重汽车或五台万能拖拉机、二架单车;晚糙平均亩产达到一万斤的生产队,奖给两台万能拖拉机,二辆胶皮大马车,每户农户水壶一个,每个劳动力胶鞋一对;晚糙平均亩产达到或超过三万斤的试验田,奖给价值一千元的物资。生猪生产上也有大发展,全年发展到22万头,以农业人口平均每人达到一头以上。县委在1959年1月24日的整社总结及做好粮食工作意见中分析1958年粮食增产的原因:干劲大,做工作多会增产;肥料多(57年每亩15担,58年300担)会增产;“密植”会增产(头糙插6×7、晚糙插5×4);没有大的水、旱、病、虫、灾害袭击,早、中晚稻长势好;从统计上看,各公社、大队、小队报来的粮食数字是丰收的;从喜报上看生产队向大队,大队向公社、公社向县报喜,也是大丰收大增产的。同时认为各社队有瞒产的行为。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1420321万斤,比1957年增产25%,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调出余粮100多万斤支援其它县。平乐县1958年获得自治区上游县,工农业生产都取得大丰收大跃进。当年,平乐县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三、大炼钢铁八大二次会议后不久,中央对全国钢的生产指标连续加码,1958年6月,要求这一年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中央同时发出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钢铁”。自治区党委和地委亦向各县发出指示,要求各县认真贯彻“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书记挂帅,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大办钢铁”的方针,于是,大规模的土法炼钢铁群众运动迅速兴起。为更好地贯彻“全党全民办工业,工农业发展同时并举,工业一马当先”的方针,执行“以钢为纲,速度第一,全面跃进”的工业发展要求,1958年7月30日,县委向各乡党委发出《关于加强乡党委对工业工作领导的通知》,要求各乡党委成立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由一个副书记、乡长或副乡长担任组长,同时加强乡工业办公室人员力量。同年8月17日,县委对各乡(镇)党委、农械厂、电厂主要工业生产指标、劳动调配、资金等任务重新分配,其中钢为100吨、铁为13800吨,上交县办工业资金175万元,向工业输送劳动力12246人,占全县劳动力15%。1958年8月,县委成立钢铁司令部,下设指挥部、后勤部。各公社相应成立钢铁兵团。大炼钢铁运动的过程是:找矿——燃料——建炉——冶炼。找矿:①发动群众找矿。层层发动群众,公布奖励条例和到各地展览矿苗实物、矿苗书画等方法。至9月3日,发现铁矿苗109处,开采45处,采矿石3037担;发现煤矿34处,开采28处,采煤23420担。当年群众报矿350起,如大源煤矿、江右煤矿、同安、沙子铁矿,同安水晶矿、同安钛铁矿,榕津、牛角锰矿、大扒黄铜矿等。②成立地质队,组织地质人员找矿。燃料:县委9月8日在榕津召开各公社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抓好燃料生产,向各公社党委、燃料团发出“关于燃料任务”的通知,全县挖煤任务1256万吨(其中大源75万吨,各乡5万吨),木炭632880吨,焦炭3864吨,木柴32000吨。9月24日,县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分管工业书记,县直各单位厂矿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县委第一书记肖含艳传达地委钢铁生产紧急会议精神,25日,朱荣华书记代表县委作钢铁生产会议总结报告,提出开展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要求各公社安排劳力烧碳、炼焦、挖煤。至12月底,烧炭8451吨,挖煤12249吨,炼焦煤197吨。建炉:9月、10月县委向各公社党委、县直钢铁团、燃料团,县直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当前工业生产的紧急指示”和“关于火速全民动员扩建土高炉群的紧急指示”,对建炉工作进行具体布置,分配建炉任务,先在同安、二塘、源头等地方建立小土围炉群,后发现沙子公社的保安铁矿藏量丰富,于是在保安建土高炉。截止12月31日,共建土高炉子7800个。冶炼:县委对冶炼工作比较重视,从县委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分管工业书记亲自挂帅,到场督战,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肖含艳书记和朱瑞华书记在炉群战地日夜督战,要求各级炼铁干部工作、劳动、吃饭和休息在工地。9月26日,县委决定从各公社抽25%的人、县直机关抽200人,以保证每个炉子至少有一个脱产干部。对抽调人员采取“六定和三大管理”加强管理,“六定”是定领导,谁当炉长;定炉子,固定在哪一号炉;定任务,分配多少吨任务;定时间,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多少;定质量,保证出铁质量;定安全,保证安全生产。“三大管理”是政治思想、生产和技术操作管理。先在同安、源头及二塘等地建小土围炉、土高炉冶炼,后地质队发现沙子公社保安铁矿藏量丰富,于是,县委10月30日调动6万人到保安(包括学生)大量砍树、大挖矿石、大窖烧结铁,6万人吃住在保安村和附近的山头上,日夜分班劳动,力争大放钢铁“卫星”。直至11月8日,逐步把农村劳力撤回原社队抢收晚稻,至12月底全县炼出生铁1070吨,烧结铁15000吨。一哄而起的“大炼钢铁”,不顾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速度,动辄“翻番”、“赶超”、“放卫星”,加之原材料短缺,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炼出的钢和铁完全不合格,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付出了惨重代价。四、人民公社化及其经验教训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时,对当地将农业合作社合并的大社称为“人民公社”,表示赞同。不久,又在视察中提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向全国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议认为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是一乡一社;并社、转公社的步骤和做法一气呵成更好,采用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鸣放辩论的办法,推进人民公社的建立。8月26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要求立即向全区广大农民进行建立人民公社宣传教育,统一思想认识,提出建立人民公社第一步是建立领导机构,实现统一领导;第二步解决并社后的各种经济问题和制定各种管理制度。公社规模以现有的大乡为基础,一乡一社,原农业社所有财产,交归公社所有,社员的报酬,采取工资制度或工分制。全区的建社工作要在秋收前完成。1958年8月29日,县委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和实现全民军事化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当晚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县委第一书记肖含艳作《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和建社的步骤、做法》广播报告。之后,经过全县农村干部群众三天酝酿和讨论,采取上动下不动,先搭架子,举手表决,逐级向上报喜的方法。于9月1日将26个乡镇(江右、附城、龙福、沙子、安隆、大源、二塘、九龙、桥亭、长滩、大冲、榕津、张家、同安、治安、源头、珠螺、义洞、古营、阳安、双合、平地、广运、大扒、四冲、平乐镇)、356个高级社、3581个生产队合并建立月城、沙子、二塘、桥亭、同安、源头、阳安、大扒、广运、平乐镇10个人民公社。1959年6月,增设张家公社,将同安划分为同安、张家两个公社。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公社委员会下设农村水利部、财粮贸易部、工业交通部、文教卫生部、内务劳动部、武装保卫部、计划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办公室。每个公社建立党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监委部、团委会、妇联和工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分别实行过以公社、大队、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全县分331个大队,大队以下分设若干个生产队,以原高级社生产队为基础,过小的进行合并调整。人民公社化初期普遍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化”、生产“战斗化”。组织军事化是按照大办民兵师的要求,将劳动力按部队编制,县成立民兵师,公社成立民兵团,大队成立民兵营,生产队实行民兵排;生活集体化是改变原来一家一户各自生活的习惯,大办农村公共食堂,集体在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生产战斗化是所有劳动力归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采用大兵团战的办法,甚至由县直接调动各公社“兵团”进行“协同作战”,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某些财产可以无偿调拨。收入归公社大集体所有,社员的消费部分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分配制度,按劳动等级发“工资”。人民公社建立后至1959年全县共办集体食堂842个、敬老院12个、托儿所1311个、幼儿园1441个。人民公社化是“左”的指导思想产物,大刮“共产风”、“平调风”,追求高指标的“浮夸风”,不切实际地“大办公共福利事业”、“大办公共食堂”,其教训极其深刻。由于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线划分不清,在公社化初期,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否定公社以队为基层三级所有制,在组织规模、分配制度上不承认差别,采取不适合生产发展实际和人的觉悟程度的办法,公社、队规模过大,不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县委在对中央关于“先搭架子,上动下不动”的指示原则,领会不够透切,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认识片面,产生对组织规模越大越好的思想。在人民公社化初期,把全县26个大乡组成10个人民公社,把张家、榕津、同安、治安(今同安沙江)拥有四万多人的大乡组成一个大公社;把360多个高级社合并成190多个大队,把原高级社30个左右劳动力的生产队合并成50个左右劳动力的生产队。由于社队规模过大,社队之间穷富队差别形成一拉平,在干部领导水平上也不适应大组织规模的需要,群众思想跟不上,出现极为混乱的情况。另外,对中央关于由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的指示原则领会不深,片面认为这种所有制的过渡,反正迟早要过,迟过不如早过。看到别的地方在搞试点,有抢先的思想,将部分大队过渡到社所有制,将附近的大队转为直属队。1959年将源头公社23个大队,广运公社5个大队转为国营农林场;将二塘、沙子、高龙、阳安等公社附近大队转为公社直属队。由于条件不具备,凭主观愿望去转,结果不但使转进去的大队生产搞不好,也造成国营农、林场和公社亏损,1960年源头农场亏损412万元,并进的23个大队直接亏损12万元。1960年12月贯彻十二条指示后,社队规模过大的问题,才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划小生产队,退出并入国营农、林场和公社的大队,使之恢复正常生产。刮“共产风”的错误。由于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界线划不清楚,加上急于过渡思想的指导,因而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穷富队之间,违反等价交换的原则,采取一拉平,大刮“共产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把高级社的财产收归公社所有,在大办钢铁中,无偿调拨公社、大队和社员的产品、房子、土地、劳力、工具和农具等;无偿砍伐森林。1959年大办社有经济、四厂五场、大搞水利及1960年搞四自给运动,“共产风”一浪接一浪,一起一伏。1958年至1960年平调总额21111万元,其中县级平调10962万元,公社平调4884万元;大队平调529万元。“共产风”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给生产带来严重损失。生猪生产,在1958年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时候,全县生猪曾发展到543万头,后过于强调集体饲养,经过几放几收,生猪养殖急居下降,到1960年只有19571头。由于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尚未明确建立,加上大括“共产风”的无尝调用,使大队和生产队两级财产受到严重损害,对大、小队的权力不够尊重,过于集中统一,形成瞎指挥风,使生产受到破坏。过分强调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脱离因地制宜的原则,1958年提倡晚稻越密越好,因为过密,禾苗行长不好,致使晚稻减产;1959年搞少种多收,大搞一季稻,使全县早稻面积减少3万亩,提倡浸种越早越好,播种越多越好,每亩30~40斤,超过实际的3~4倍,惊蛰时大批浸播谷种,倒春寒到来,大批烂秧,损失谷种300多万斤;1960年搞扩种多收,一律消灭中稻,春耕大忙时,组织全部劳动力上山开荒,结果推迟春插,造成减产。在分配制度上没有认真贯彻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搞平均分配主义,挫伤群众积极性。公社化初期,片面强调增加共产主义因素,提出吃饭不要钱,有的公社还进一步提出搞“八包”、“十包”、“十二包”(包吃、包住、包教、包养……),这些都是平均主义思想反映,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结果遭到群众反对,勤人变懒人,勤人受气,懒人得利,挫伤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1959年整风整社中,虽然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取消几包,减少供给比例,但是供给比例仍然过大,特别是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没有贯彻多劳多吃;1960年夏收预分时,平均主义思想又有所抬头,强调增加供给部分,搞粮食全供给或半供给,有条件的搞伙食供给制,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2~5元,降低按劳取酬部分,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致使1959年、1960年粮食产量分别比1958年下降151%、3702%,分别为10300万斤、6844万斤。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前排左二)到平乐视察后县委领导送别时的情影。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广西视察工作,经梧州、贺县(贺州)、钟山县后,29日上午到达平乐县城,接见了县委、县政府与其他有关方面的领导,听取县委主要领导的工作汇报,肯定了平乐所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鼓励大家继续鼓劲,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告诫大家要保持清醒头脑,切不要骄傲自满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要搞形“左”实“右”的东西,要多关心群众生活。中午二时,胡耀邦离开平乐前往阳朔县。五、整顿人民公社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钢铁的进展,盛行一时的“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越刮越猛烈,引起农民强烈不满。为纠正“五风”,1959年2月,党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形成《郑州会议记录》,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提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1959年3月,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决定,整顿人民公社,纠正“共产风”。3月24日至4月10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县委书记肖含艳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六级(自治区、地区、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精神。县委要求认真落实中央指示,全面整顿人民公社,彻底纠正“五风”。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体制下放的具体问题开展大讨论。3月30日,县委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若干规定,结合平乐实际情况,制定《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具体政策,粮食工作等若干问题的规定》,内容涉及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职权范围和三级核算问题;公社、大队分配问题;公社管理权下放问题;生产资料和物资调拨方面问题的处理办法;粮食工作问题;劳动力的分配和使用问题、城镇人民公社问题等九个方面。6月1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整顿人民公社进行具体部署,决定分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学习中央决议,以公社的优越性和存在问题为中心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第二步是在鸣放基础上,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代表会议和骨干会议,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第三步是公布整改方案;第四步是从上而下制订1959年生产计划及具体措施,将订规划和搞“三包”、“四定”的生产责任制紧密结合起来;第五步是处理好财务,搞好分配,将整社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6月21日,县委决定将阳安公社管辖的平西、大刚、塘边山、马鞍山、莲塘等5个大队划入桥亭公社管理。6月25日,县委决定将同安公社的张家、榕津划出,新成立张家人民公社。7月14日,县委向各公社党委发出“关于成立整社办公室及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党委相应成立整社机构,建立汇报制度。决定由县委办公室,农村能源办公室,粮食指挥部合并成县委整社办公室,办公室工作由县委办公室主任曹振谦负责主持,下设调查研究组、统计组、联络组,汇报内容包含夏收夏种和当前生产、粮食征购、夏收预分进度,包括干群对分配政策的思想反映,在分配方案中如何体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扣多分的原则和晚稻扩大面积、三包,贯彻两条腿走路发展生猪,家禽副业生产和恢复自留地,贯彻种植“四边”和土地具体政策落实几方面情况。县委整社办公室选择陶村、苍板、仁塘、龙窝、罗家、山脚源等大队作为重点联系点。六、大办水利20世纪70年代县委组织各公社代表到榕津公社第7生产队参观简车。
1957年12月26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工作会议,提出全民动手,大力兴修水利,要求在1958年二月底前完成灌溉109670亩的水利任务,把不能种二糙的25453亩水田种上二糙,使抗旱不足50天的74117亩水田能抗旱50天以上;1959年春把不能抗旱50天的135693亩水田提高到能抗旱50天以上,把不能插二糙的7万亩水田插上二糙。为完成任务,县委提出五项措施:一是成立县水利指挥部,下设由区级干部组成的检查组,各乡相应成立水利指挥所,由书记或乡长负责;社要成立水利组,由付社长负责。二是通过辩论批判那些“无钱不能修”、“没有水源不能修”、“技术力量不足不能修”等右倾思想,要使所有干部懂得“储水如储粮”,要有“把河水拦起来、把天水积起来、把低水抽上来、把山水堵起来、把暗河挖起来”的决心。三是坚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解决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困难,贯彻“社办公助”的方针。要发动群众,使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做到石灰自己烧,石料自己打,泥箕自己编,工具自己带,坏了自己修,技术自己学。国家只在中型水利工程上给予技术指导,在关键工程上给予必要的钢筋和水泥支持。四是区乡统一调配劳动力,在调配劳动力时,要进行爱国主义互助互利教育,同时贯彻互利政策。五是抢上季节,注意质量。会议之后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工,边指导,边检查,确保工程质量。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全县进行水利设施大建设时广大群众进行劳动时的情景。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县新建沙冲、跌马桥、箭塘、广福庙四个水库,扩灌面积17万亩。至1958年1月,全县水利工程动工864处,灌溉面积70562亩,完工水利工程556处,灌溉面积45035亩。3月2日,县委向各乡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完成中型水库工程的紧急指示”,针对五处中型水库仅完工511%(箭塘水库完工776%,沙冲水库完工546%,广福庙水库完工497%,白源水库完工416%,跌马桥水库完工194%)的情况。要求各乡党委必须如期完成分配的中型水利工程任务。各乡除组织一定民工外,集中全县地主、富农和被管制分子参加水利建设。7月,新田水库进行大坝清基、围土、填土。8月,平口水库破土动工兴建,阳安、青龙乡抽民工1000多人到工地进行清基、围水、搭工栅、平整场地。9月3日,县委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刘自浩副书记在会上作“加强领导、依靠领导,苦战四个月,决战今冬,消灭旱涝灾害,为实现全县水利化而奋斗!”的报告,提出要认真贯彻中央“三主三并重”方针,即“以小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办为主”、“兴修与管护并重,巩固与发展并重,数量与质量并重”,对前一段水利工作进行总结,安排下一步工作,9月底平口、义洞、新田三大水库工程必须做好备料、清基、砌涵管基础工作,10月份转入大填土,秋后中小型水利工程全部铺开。三大工程在十二月底结束,中小型工程在1959年元月中旬结束。要求参加水利工程的全体领导干部(含技术员)吃、住、办公、劳动、开会都在工地。1958年11月,平乐搬运站家属积极支援县城桂江码头建设的情景。
12月29日,县委向各公社党委发出“关于抽调劳力支援平口水库工程的紧急通知”,决定抽调15000人(月城258人,二塘2608人,同安5417人,沙子100人,桥亭1802人,源头1043人,广运244人,平乐镇554人)支援平口水库建设。同年10月,派700多人兴建义洞水库。七、反“右倾”运动及其严重后果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起初的议程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在开始阶段,充分发扬民主,出席会议的同志敢说敢言,敢于提出意见。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根据会议之前到湖南等地调查情况,把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经过毛泽东提示全党尽早纠正错误。会议决定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严厉地批判彭德怀的信,说它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从此,会议开始转变风向,变为批判斗争右倾思想。党中央8月7日向全党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和《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传达到党外。在“反右倾”斗争中,有一批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县委及时对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及《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进行传达和贯彻。10月9日至13日,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县委委员和公社党委书记、县直机关科局长132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是贯彻“反右倾”的指示,在全县开展“反右倾”斗争。在会上对被指责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言论和“右倾”情绪的人进行批判斗争。85%的与会者进行自我对照检查,称为“洗温水澡”、“主动下楼”。被批判斗争的说成是“一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10月11日至21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及自治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讨论、揭发、批判县内某些干部严重的右倾思想。县直机关单位“反右倾”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鸣大放,时间半个月;第二阶段是批判、辩论阶段,从12月11日至次年3月3日,历时80天,围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党的领导问题”重点批判30人,一般批判33人,其中县级干部5人,区级干部15人,一般干部43人。鸣放出的问题14410条,77%是大是大非问题,其中属于党的领导1366条,总路线1364条,大跃进4282条,人民公社1781条,个人主义和革命意志衰退2485条,其他问题3121条;第三阶段是系统提高。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案审查的6人,其中定为敌我矛盾3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3人;给予开除公职处理2人,开除党籍1人,其他处分3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复查,平反纠正5人,恢复公职2人,改变处分3人,维持原结论1人。县直机关反“右倾”同时,还在农村中开展反“右倾”鼓干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9年11月26日,县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右倾”鼓干劲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前一阶段是大鸣大放,时间半个月(11月26日至12月10日),后一阶段是“粮食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其做法和步骤是:第一步从上而下,层层武装积极分子,做好内部思想发动,提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和阶级觉悟,认识到1959年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粮食大增产大丰收大跃进(全县1959年总产是14亿斤多),真正在思想上落实。第二步选准对象,开展斗争,被斗争的对象,必须选准(主要是老富裕中农)、斗准、斗狠、斗臭。贯彻发动—斗争—再发动—再斗争。经过几个回合,对那些“有错误”而不承认、不愿接受改造的要坚决在群众中开展斗争。第三步在斗争的基础上,把群众的生活(三留)落实,分配工作也要落实。在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斗争中,受错误批斗的县级干部6人,区级干部23人,一般干部19人,大队干部66人,运动至1960年2月上旬结束。“反右倾”斗争,带来严重后果。在政治上,由于许多敢于实事求是向县委反映实际情况的党员、干部受到打击,使党内和干部队伍中滋长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风,助长党内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发展,使党群关系、上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受到压制。在思想上,由于反“右倾”使人们产生“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的错觉。在经济上,把一些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做法错定为“右倾”思想。1959年早糙减为137万亩,县委认为是“右倾思想作指导,面积打埋伏”。粮食减产,认为是群众瞒产,在大辩论中采取对“瞒产私分”进行斗争,反“瞒产”出稻谷180万斤,助长了浮夸风。在秋收中,哪里有右倾就反到哪里;哪个队、哪个人有右倾就反哪个队、哪个人,搞得人心慌慌、个个自危,助长了浮夸风严重发展。从1959年冬开始,由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挫伤了一批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上推行极“左”路线,浮夸风气盛行,一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夸大成绩、虚拟粮食生产,全县出现粮食征购过头,因此,许多地方出现严重缺粮情况,青龙、阳安、张家等乡镇尤为突出。少数领导干部为了贪功,竞向上级虚报基层瞒产,造成大批基层干部挨批斗,县委主要领导亦遭到错误处分。从1960年春开始,农村出现严重缺粮,许多农民被饿死。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到1963年,全县因缺粮被饿死非正常死亡者将近万人。八、中国共产党平乐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平乐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全体代表在认真听取工作报告。
1960年5月18日,中共平乐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城举行,应出席大会代表373人,实到会295人。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传达自治区六级干部会议精神;选举中共平乐县第二届委员会,选举出席自治区第二次党代会代表。会议认真地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作出《关于改造领导作风的决议》和《关于广泛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改正领导作风的决议》提出七点要求:(1)县、社实行“二五”制的领导方法(即星期一、二为县、社各自开会,检查研究工作和学习时间,星期三、四、五、六、日为深入到生产小队工作,参加劳动生产时间)。(2)下乡包队干部必须当好小队参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参加劳动生产,改变面貌。(3)下乡包队干部必须与群众六同(同吃、住、劳动、商量、决定、执行)。(4)县、社两级党政部门和群众团体,必须有70%以上干部由领导带头,深入生产第一线。(5)坚决精简各种会议。(6)各种文件和报表必须严格控制。(7)全体干部必须做到:①廉洁奉公,爱护公物,不贪污,不浪费;②联系群众,遇事商量,不强迫命令;③说话老实,和党一条心,不浮夸,不隐瞒。大会选举中共平乐县委第二届委员27人,候补委员5人;选举出席自治区二届党代会代表6人。同日,二届县委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7人,其中朱瑞华任书记处第一书记,沈焕球、董广宏、包振仕、郑良为书记处书记。1963年4月23日,撤销书记处,第一书记改称书记,书记处书记改称副书记。第三节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问题后,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首先从农村开始,继而扩展到工业、商业、以及政治、文化等领域。一、中央《十二条》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贯彻实施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等。这个文件直接发到各生产大队的党总支和党支部。它对于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和各种不正之风,起了重要作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公社的《十二条》指示下达后,农村局势有很大好转,但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主要是公社的规模、体制、供给制和食堂问题等,归结起来主要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为此,党中央认为要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1年3月14日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全文包括十章六十条,它是继《十二条》之后,继续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平调”问题,以解决“平均主义”问题为重点。1960年11月21日,县委决定向群众进行宣传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12月15日至24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通过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采取大小会与个别谈话相结合,口头宣传与广播、小演唱、大字报、黑板报相结合的形式,边宣传,边整改,边兑现,将十二条政策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传,组织群众逐条鸣放讨论。经过宣传,100%的干部及85%以上的群众受到深刻教育,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在学习宣传中,首先组织群众干部认真学习讨论政策,使之认识到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认识它的重要性、正确性和严肃性,从思想上划清政策界线,澄清模糊认识,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执行政策的信心和决心。其次是边宣传、边鸣放、边整改、边兑现,使政策取信于民。在提高思想、政策水平基础上,组织群众讨论;将必须整改且可以整改的,提出方案通过群众进行整改。通过整改,到1961年1月4日,全县坚决贯彻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设11个公社和广运林场,276个大队恢复为310个大队;1585个生产队中有730个生产队搞了“四固定”(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划定和留足食堂和社员的自留地、蔬菜基地。食堂菜地不超过总面积的6%,社员自留地不超过总面积的3%,食堂每人平均5至6厘地,社员每人平均3到4厘地;实行劳逸结合,执行放假制度,男三女五,假日由生产队根据本队生产情况进行安排;恢复农村集市,原有15处圩场全部恢复三日一圩制;兑现超产奖励政策,进一步落实“三包”,调动群众积极性,密切党和群众、干部和群众关系;正确处理“一平二调”旧帐,该清退的清退,该赔偿的赔偿。二塘公社处理“一平二调”,兑现264182元。县直和公社直属单位平调大队土地、劳力、物资,通过学习立杆见影,办理清退赔偿手续。1961年4月1日至11日,县委第一书记朱瑞华带领调研组到二塘茶林坝井、九儿山、马鞍山等五个自然村,15个生产小队就人民公社规模、按劳取酬、大集体小自由、人民食堂四个问题进行调研,调研涉及到436户,1740人。同月,县委对人民公社规模进行调整,增设福兴、马家、大源、长滩、珠螺、高龙、古营、青龙等8个公社,将月城公社改为附城公社。同年6月,增设龙福、安隆、榕津、沙江等4个公社。5月8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以及中共桂林地委的十四条补充规定,着重研究解决平均主义、粮食“三包”、社队规模和办公共食堂等方面问题。5月25日至6月2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补充规定》。为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县委6月7日下达1961年至1964年粮食征、购、销任务时,实行一定三年不变,多产不多征购的政策。6月17日,县委再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桂林地委扩大会议精神,总结贯彻《农业六十条》情况,对今后如何贯彻进行部署。贯彻《农业六十条》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调整队的规模,配备队干部、粮食包产、落实“四固定”,在6月底前基本完成;第二阶段清理工分、财务账目,制定分配方案。至8月10日,有342个大队,1200个小队制订好方案;有21个大队,468个小队正在制订和修订方案;有263个大队,1159个小队已试算到户,有28个大队,75个小队开始进行分配兑现。7月13日至16日,平乐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到会代表244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会议决定将11个人民公社314个生产大队调整为23个人民公社、3个镇、371个生产大队,调整后设附城、福兴、沙子、安隆、二塘、马家、华家、桥亭、长滩、张家、榕津、同安、沙江、源头、高龙、珠螺、古营、阳安、青龙、大扒、广运、平乐镇、龙福23个人民公社,设立二塘、沙子、源头三个镇。二、整风整社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使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简称“五风”)在全国泛滥。从1960年10月开始,党中央部署整风整社,肃清“五风”。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紧急指示信》规定的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一场整党整社运动迅速展开。1961年12月8日,县委下发《关于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意见》,根据“有领导、有步骤、分期分批开展”的要求,决定在二塘开展整风整社试点,对试点时间、步骤和方法作出安排,提出总的要求,第一步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解除顾虑,揭发问题、认真整改,坚决兑现;第二步总结经验,巩固提高、整顿组织,建立制度,安排好生活,搞好生产。二塘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从1961年12月10日开始,至1962年1月18日结束,历时40天。通过整风整社试点,达到了贯彻政策,转变作风,整顿和纯洁组织,推动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的目的。试点工作暴露出二塘公社的“五风”严重,封建主义及其思想残余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①少数干部捡起封建地主阶级的刑法,违法乱纪欺压百姓,上至公社党委委员,下至大小队干部以捆绑、打骂、关押、罚款、罚跪、罚劳役、扣口粮、饿饭、抄家、戴高帽子、持枪威胁等违纪违法手段对待群众。②共产风盛行,上也刮、下也刮,不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随便扣押和没收,大至劳力、耕牛、房屋、农具、小至油盐米菜。一九五八年以来,二塘公社共平调劳力3172人,房子708间,土地1194亩,农具4349件,粮食553231斤,总价值44160元,按公社平均每户63元,每人146元。通过整风整社试点,一是贯彻了政策,纠正了共产风;根据党中央的十二条政策,清理和退赔了“一平二调”的物资,县、社、队共退回房屋519间、土地1061亩、生猪835头,共清理赔退金额376701元,占应兑现款的853%,稳定了三级所有制,划分自留地,零星果树划为社员所有,实行劳逸结合,按政策规定执行休假。二是转变了公社、大队、小队干部的作风。三是整顿和纯洁了干部队伍;整顿不纯的大队一个,生产队十八个,从积极分子中挑选506人当干部。四是调动了群众积极性。五是摸清了家底,安排了生活。全公社清仓基本结束,彻底摸清了家底,贯彻节约用粮制度。1962年元月12日,县委对二塘整风整社试点和全面开展整风整社运动作了研究,向桂林地委作了《关于全面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大体安排的报告(请示)》。18日,召开二塘整风整社工作试点总结会,决定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要组成强有力的工作队,切实加强党委领导、成立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此后,全县抽调800多名干部,分两批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第一批在同安、源头、高龙、张家、阳安5个人民公社进行,从元月20日开始,至2月10日结束。第二批沙子、月城、桥亭、大扒、广运、平乐镇6个公社,从3月2日开始,至28日结束。在整风整社中,群众揭露出干部在生产上搞瞎指挥,强迫命令,搞疲劳战;搞浮夸风,粮食估产过高;搞反瞒产,征过头粮,造成相当一部分群众断粮,出现浮肿病和死亡现象。结合整风整社运动,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通过整顿,纯洁了党组织和干部队伍,转变了干部作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调动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三、“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从1961年起,用两三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调整为重点,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尽可能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县委及时组织对“八字”方针进行学习宣传和贯彻,1961年调整工业布局,把13个国营厂矿调整为8个;压缩城镇人口3361人,其中到农业战线2376人。1962年1月6日至8日,县委召开工交、财贸各局负责人、各厂矿、平乐镇、沙子镇、源头镇、二塘镇(简称四镇)书记会议,传达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精神,认为工业仍然坚持“农、轻、重”原则,以调整为中心的方针。会议把木材调整为5000立方米,锰调整为30000吨。经过贯彻“八字”方针,工业生产出现稳步上升趋势,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除个别厂因维修设备外,基本上扭转了亏损现象。陶瓷厂、印刷厂、造纸厂、鞋厂等超额完成年度生产计划。四、“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贯彻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七千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其内容集中反映在:一是初步总结“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二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三是动员全党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县委第一书记肖含艳参加了会议。1963年,平乐县召开全县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图为工交、财贸战线的先进代表合影。
2月13日至14日,县委召开常委会,传达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研究解决各级党委组织中的分散主义与本位主义问题。3月18日至31日,县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总结1959至1961年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在委员之间开展自我批评,指出党内生活及在工作中存在掌握政策不稳,任务分配不恰当、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党委管事多、发挥行政作用少,会议文件报表多等问题。讨论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充分发挥行政作用与部门职能,精简会议、报表等方面具体改正措施。五、精简干部队伍,压缩城镇人口,加强农村工作七千人大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提出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克服困难的六点具体办法,减少城镇人口,“精兵简政”其中之一,是当时最关键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会议以主要精力研究和布置精简工作。会上提出精减一千万职工和缩减两千万城镇人口,规定各系统减人的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待遇等精简方案。1962年4月8日,县委根据中央精神,及时召开常委会,研究精简职工及其家属,动员城镇居民下放农村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为加强对精兵简政工作的领导,5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成立县委精兵简政领导小组的通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1962年5月平乐县纺织厂职工朗素珍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第一线生产,全厂干部职工进行欢送时的留影。
同月,县委精简领导小组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精简对象、精简工作的各项费用、精简人员口粮、安置问题、精简工作应注意的问题规定”。各级领导认识明确,反复地向广大职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事前作了较全面准备和安排,认真细致摸清情况,进行具体排队,制定精简方案,认真执行党的精简政策,狠抓落实,圆满完成精简任务。1962年净减职工2352人,有1661人回农村,其它压缩非农业人口2366人,其中学生673人,职工家属801人,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328人,一般居民474人;区、社吃商品粮的工副人员90人。全县共减少非农业人口4718人。1963年净减职工742人;林场安置104人,插队安置36人;动员来自农村的职工家属和城镇居民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188人。精简工作促进国民经济好转,加强了农业,增加农村劳动力;在返乡人员中,有不少是社、队原来的干部或生产骨干,还有一些是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力;减轻了财政负担,节省了工资支出,减少粮食和商品供应量。1962年、1963年因减少职工而分别节约63400元、27766元工资,1963年比1962年少供给9648万斤商品粮。促进企业、事业单位调整,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经过调整和精减职工后,扭转厂矿亏本现象。据工交部门统计,1962年亏损企业2个,亏损金额65675元,1963年亏损企业1个,亏损金额下降为10400元,1963年全员平均工效比1962年提高525%;1962年有26种主要产品的成本下降。精减职工,减少吃商品粮人口,对于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发挥显著作用。六、甄别平反“右派”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1959年庐山会议问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提出庐山会议后被整错的人都要平反。“七千人大会”决定为“反右倾”斗争中处理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1962年4月,中央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5月,中央又提出一揽子甄别平反方法,对过去错划的,或者基本错划的,统统摘去帽子。1961年9月,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地委关于案件甄别处理工作要求,成立案件甄别处理工作领导小组。9月7日,向各公社(场)党委、县直有关单位党支部发出“关于抽调做案件甄别处理工作的临时专用干部的通知”,从福兴等14个公社和县银行、粮食局、工交部等14个县直单位及源头农场共抽调29名党员干部到县委案件甄别小组办公室(设县监委)负责案件甄别处理。9月中旬,对县直机关1958年以来所有批判斗争处理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甄别。甄别处理坚持三条原则,抓好五个环节。三条原则即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不错不改,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枉不纵”的指示原则;组织处理要先易后难原则;依靠党委领导,走群众路线原则。五个环节即查对错误事实;划清是非界限;分清责任;确定案件性质;严格履行审批手续。11月初至12月15日,县委批转案件甄别处理小组“关于在全县案件甄别处理工作做法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公社(场)、镇党委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政策,使甄别处理工作达到领导、群众,被甄别人满意的目的。各公社(镇)党委按县委要求成立由3至5人组成的案件甄别处理领导小组,党委第一书记担任小组长,负责组织开展甄别处理工作。造成错批判、错处理和乱处罚案件的原因,一是由于某些干部主观片面,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有的事实没有查清,甚至根本没有错误的同志,竞被错误进行批判斗争和处理;二是有的思想认识模糊,是非界线不清,把善意批评当作反对党的领导;三是把一些说老实话的同志,当作否定工作成绩、攻击三面红旗,以致遭到错误批判处理;四是有的违背组织原则,不按党章办事,不按规定处理党员的批准权限办事,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办案原则,个人代替组织决定处分党员干部。12月中旬,在二塘公社进行案件甄别处理试点。对1958年历次政治运动被处理的案件465件465人进行甄别,在运动中被非法斗争251人,占甄别总数的54%;从465个案件分析检查,经甄别后属于正确和基本处理正确的有192件,占总案件413%;属全错和主要错的有213件,占总案件587%。甄别处理在做法上采取“四先四后”、“三见面”,“三结合”的办法。“四先四后”即先甄别反瞒产、“三反”案件,后其他案件;先领导案件,后一般干部案件;先人民内部矛盾案件,后敌我矛盾案件;先甄别容易案件,后复杂案件。“三见面”即政策与群众见面;材料与群众见面;甄别结论与群众见面;“三结合”即领导分析研究、群众座谈讨论、征求本人意见三结合。甄别处理案件对象主要是大、小队以上干部。1961年至1962年,县案件甄别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瞒产,“反右倾”机会主义及1960年“三反”运动中处理的191件案件进行甄别处理,结果是,原处理正确的占218%,处理部分错误的6275%,完全错误的占155%。共摘掉右派份子帽子81人,占原右派份子415%。1962年底,甄别平反工作结束。第四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
神贯彻与农村“社教”
和机关“五反”运动经过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毕竟没有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随着国内政策调整进一步深入,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倾向再度发展。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贯彻与纠正资本主义倾向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进一步系统化,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10月23日至24日,县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同时对全县当前形势作分析,认为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但阶级斗争出现新情况,突出表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单干风”发展很快。不少地方搞包工、包产、包费用到户,一些边远的生产队甚至分地“单干”;有的地方“弃农经商”、“投机倒把”、“乱砍滥伐”;个别地方“四类”分子反攻倒算,威胁干部等等。通过讨论,县委认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刹住“单干风”和各种资本主义倾向,巩固集体经济。会后,县委和各公社党委立即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发动群众揭露资本主义倾向。通过解放前后对比,进行家史、村史、革命史教育,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在此基础上,对各村包产到户或到队的现象进行清查,要求把已经包产到户或到组的队按县里要求,立即纠正这种做法,同时收回农户超过规定的自留地和开荒地,把到外地包工和弃农经商人员陆续“请”回来。由于被纠正的所谓“单干”和其他“资本主义倾向”,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要求,因此这项工作遭到不少干部群众的抵制,工作进展十分缓慢。部分公社、生产队、社员表面进行纠正,实际在暗中继续干下去。县委认为,这是干部“资本主义”和“分散主义”所造成的,不解决干部思想认识问题,就刹不住资本主义倾向。为此,12月6日县委选择119个生产队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派出工作组到这些生产队纠正“单干”,重点是纠正包工、包产、包费用到户,刹住资本主义倾向,巩固集体经济。试点取得成功后,在全县其余生产队进行全面开展纠正“单干”,包产到户或到组等各种生产管理方式终于被压下去。在纠正农村“单干风”后,接着在城镇开展对“投机倒把”的批判。重点是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基本内容,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偷税漏税提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先后揭出一批投机倒把和贪污盗窃分子。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经过教育认错后免予追究责任,有经济问题的给予退赃和罚款处理;极少数有破坏行为的“四类分子”,则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斗争。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对打击少数违法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必要的,但是,把干部群众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管理方式和正当副业生产视为阶级斗争,进行批判和压制,是“左”的错误路线重演,它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而给全县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二、中共平乐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1963年12月24日至27日,中共平乐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代表355人,列席代表45人,代表全县42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在全党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十二条”、“农业六十条”(修正案)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全县国民经济开始恢复的形势下召开的。县委书记肖含艳代表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三年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朱瑞华作《开展高额丰产运动和造林运动的报告》,大会总结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实行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成功经验,寻找差距,讨论制定今后几年进一步巩固发展国民经济,发展集体生产的规划和措施。大会通过《关于“三年来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决议》,要求全县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围绕发展农业这一中心开展各部门工作。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委员会25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选举产生由9名委员组成的监察委员会。12月27日,第三届县委第一次会议选举常务委员8人,选举肖含艳为县委书记、朱瑞华为副书记。县委在认真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到1965年底止,全县有11个区(镇)党委,1个农场党委,3个党总支,225个党支部,党员4285名。三、农村“社教”与机关“五反”运动的开展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在农村进行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运动。5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作为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各地。“前十条”重申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论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进攻,列举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提出“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为贯彻上级指示精神,1963年5月23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包括各公社党政主要领导和县直各单位负责同志共125人,县委书记肖含艳传达中南局、自治区党委、地委关于开展社教运动的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前十条”。为给即将开始的“社教”运动树立榜样,会上号召与会干部对县委常委提批评、意见和建议,帮助常委洗好“温水澡”(即自我革命),要求与会干部消除顾虑,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胆对常委进言。会上,县委常委、委员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到会人员向常委集体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439条。9月,县委在同安区的仁塘、屯塘、李家3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从县直机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试点工作队,工作队从9月9日进入试点村工作,至次年2月8日结束,历时140多天。工作队入村后,一方面安排群众生产生活,一方面宣传社教的目的和意义及党的方针政策,白天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召开支委会、支部会、贫下中农会等,通过讨论、座谈、诉苦、串连,了解阶级斗争动态,训练社队两级干部。通过召开会议,采取典型带动和算帐对比、忆苦思甜的方法,引导他们自觉“洗澡”或报“上当”,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武装思想,消除顾虑,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在运动中,通过支部介绍,“六访六查”,全县培养出一批“根子”,为社教运动打下良好基础。运动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一般,党内外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逐步开展社教试点工作,全县在“试点”工作中,屯塘公社清出现金8761元,稻谷4589斤,布票85尺,农具用具40多件、田地22亩、房屋3间。紧接着,为纯洁组织,增强党支部的战斗力,巩固社教成果,在处理公私矛盾和制订生产计划的同时加强组织建设,把那些混进组织、企图夺权的人清洗出去;对一些犯了错误、群众意见大的干部进行调整。试点结束后,县委分批对干部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等作风进行批评教育,对一些社、队帐目、财务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行为,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清理。1964年1月,“社教”运动重点转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中立案审查干部9名,定为敌我矛盾的4名,人民内部矛盾的5名,给予双开除(开除公籍、党籍)的1名,开除公籍8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平反纠正8名,维持原结论1名。其中双恢复1名、恢复公籍7名)。1964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在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要求“社教”要高标准、高质量、系统地解决农村阶级斗争问题,要集中大批干部“打歼灭战”。根据“后十条”的要求,在社教系统铺开前,先在面上搞一次初步的“社教”。面上的“社教”着重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先把阶级敌人打下去,把被坏人把持的领导班子调整好,解决重大的经济案件等,其他问题待系统“社教”铺开解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到年底,全县批斗了一批“四类分子”,调整了一批生产队领导干部。在农村进行面上初步“社教”同时,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五反”运动。1964年5月19日,县委成立“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县委书记肖含艳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8月1日,肖含艳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开展“五反”运动的动员报告,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的指示》,结合平乐实际,对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具体部署。整个运动分三批进行,先党政机关,后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再集体所有制单位和街道居民。为搞好城镇“五反”,县委号召,全县干部职工积极投身运动中。会后,县直各个单位纷纷行动起来,有缺点错误的干部分别在不同场合作自我批评,人人争取过“社会主义”关,县直机关单位干部职工按统一步骤,结合面上初步“社教”开展“五反”。1964年下半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更严重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中央对“后十条”作了修改,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因此,“社教”运动是一次比土改运动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到一边,以县为单位分期分批进行。中央提出抽调大批工作队,要采取类似土改扎根、诉苦、串连的工作方法,夺回基层领导权。8月,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地委决定以兴安县为桂林地区“社教”工作试点县,由自治区、地区直属机关和全地区各县抽调数千名干部和社会知识青年组成“四清”工作团负责组织实施。8月17日,县委奉命抽调国家干部、社会青年348人,组成平乐县派往兴安县“四清”工作分团,由县委书记肖含艳亲自带队赴兴安县开展“四清”运动。到兴安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先集中在县城进行学习整顿,解决自身的“四不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学习整顿历时两个多月,经揭发批判、组织处理后,合格的队员才能留下来入村开展“四清”。至次年7月兴安“四清”试点结束。1965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纠正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极“左”的做法,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规定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1965年7月18日,县委又抽调国家干部、中小学教师、公社干部、工人、社会青年共738人到灵川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8月底,运动结束回县。在抽调人员到兴安、灵川开展“四清”运动同时,县委也在面上开展“四清”运动,主要对象是县、公社党委和生产队干部,解决干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四不清”。县委强调,各级干部要自觉革命,丧失立场自己去端正,脱离群众自己去争取,经济不清自己清理退赔,把自觉向群众检讨作为进步的表现。为防止偏激行为,县委还强调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拒退从严。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在结论定性时,县委强调允许犯错误的同志进行申辩或别人代为申辩;允许犯错误的同志补充交代问题,或修正原来交代的事实;允许拿出证据推翻原案或保留意见。这样,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教育面,面上“四清”取得较好成效。历时两年多的“社教”、“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不良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混乱等方面问题,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推动了农村生产发展,特别是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实际工作。但整个运动始终是在“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断了继续纠“左”的进程,使整风整社以来逐步形成的实事求是作风重新受到批判和否定。特别是1964年下半年,运动性质和方法都有了重大改变。以经济为主的“四清”变为以政治为主的“四清”。只是由于运动采取分期分批、有领导地开展,加上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临,“四清”运动告停。因而对工农业生产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社会也没有发生大混乱。但是,“左”的倾向从此变得更为严重,政治上的“四清”成了极“左”路线产物,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成为此后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第五节思想政治工作和
学“毛著”运动随着“社教”、“四清”工作不断深入,“四清”的内容由“清经济”变为“清政治”,阶级斗争气氛越来越浓,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一、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由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加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风危害,农村生产力遭到破坏,粮食减产,群众生活困难,对集体丧失信心,各种思想比较混乱,巩固人民公社、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任务十分繁重。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忙于“大跃进”,党的建设放松,民主集中制受到损害,加之推行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党员和干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亟待澄清解决;部分党员干部对前途悲观,信念产生动摇;有的国家干部闹着要弃职回家,部分基层干部不愿挑担子。此外,国际局势也趋于动荡,面临多方面公开挑战或潜在的外来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大,国民党反动派叫嚷反攻大陆。国际共运上,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有严重分歧,还由于苏共推行霸权主义路线和政策,向我党施加压力,妄图把我们整倒。因此,党中央向全党提出反帝、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严肃任务。县委按上级指示,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团结全县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战胜困难,顺利完成调整任务,加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来抓。主要进行五个方面的教育:首先,进行形势教育。1961至1966年,县委联系实际,利用各种会议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教育党员干部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各级党委在总结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和开展整风整社以来农村变化基础上,运用算账对比办法,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看发展、看变化、看主流,看到我们战胜困难的能力和美好前景。其次,进行反修防修教育。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地委关于在党内外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指示,1963至1964年,县委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领导同我们分岐的由来和发展》、《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九篇文章,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拒腐蚀防演变能力。第三,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一是开展回忆对比活动,发动写厂史、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请苦大仇深的工人、贫下中农在群众中诉旧社会的苦,讲新社会的甜;利用文艺形式,演革命剧目、唱革命歌曲,发动干部群众回想自己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的经历,进一步认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从而坚信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揭阶级斗争盖子,摆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表现,查阶级敌人的破坏,认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道理。三是举办展览,进行直观教育。四是开展兴无灭资、移风易俗活动,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反对封建迷信,查封黄色、淫秽书刊,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及科学文化知识教育。通过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积极完成统购、派购任务。第四,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县委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干部下乡到厂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文件,联系前几年背离党的政策,大刮“五风”带来的严重危害,深刻认识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是人民群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集中体现。县委还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搞好退赔兑现等行动,使党的政策取信于民,对所发现的“新五风”,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从而使干部群众看到县委坚决贯彻党的政策的坚强决心。第五,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县委联系本县实际和当时党所面临的严峻任务,着重对党员进行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和党的纪律教育。教育党员和干部坚定信念,树立信心,联系群众,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政策,维护党内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夺取工作胜利。1966年,县委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要求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要破除“我字挂帅、怕字当头、难字至上、满字领先、衰字演变”的精神状态,做到思想革命化。通过几个方面的教育,对搞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对统一全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思想,坚定信心,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没有彻底清理“左”的指导思想,教育中既有许多正确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1964年平乐中学师生在进行军事训练的情景。
在一定范围内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夸大“和平演变”的危险,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等,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县委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重视抓好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1963年响应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全县302所中小学中开展“和雷锋叔叔比童年”、“学雷锋见行动,争当三好学生”等活动。随后,又开展学欧阳海、学321l钻井队、学解放军、学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活动。通过学雷锋,学英雄,赶先进,当好人,做好事层出不穷。二、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兴起在“社教”运动中,县委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重要位置,强调“社教”运动的每一步、每一阶段都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963年县委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像雷锋那样学习毛主席著作。1964年县委号召全县人民以解放军为榜样,不断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1965年9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在干部中开展思想作风革命化的学习运动的指示》以后,县委从领导自身做起,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动员广大干部以身作则,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作风革命化,掌握革命的、科学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带领群众,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会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开展比、学、赶、帮、超群众运动。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风气在广大干部职工中逐渐盛行。1966年,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图为平乐县参加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代表在桂林的合影。
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发出贯彻《决定》的指示。县委接到《决定》和《指示》后,及时成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全县学“毛著”运动。5月,中南局扩大会议和地委三级干部会议后,县委组织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重点抓好两头,带动中间,搞好样板,指导面上。县委一方面开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学习毛主席著作骨干和积极分子;另一方面组织工作队深入到重点公社,组织社员群众开展毛主席著作。6月7日至18日,县委连续举办两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培训班,参加学习人员有县直各单位领导干部,区、社、队干部共3316人。随后,地、县委先后派出工作队60人到榕津、湖洋这两个公社进行试点。工作队进村后,大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经过两个月学习,两个公社的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工作作风有较大转变。在试点取得经验后,县委在全县掀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各单位、各部门通过层层发动,使干部群众明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开展回忆对比诉苦,激发阶级感情,调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克服依赖上级支援的等、靠、要思想等问题。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不断深入,全县上下形成了学习高潮。县委要求全县学习运动要形成人人学、人人用、人人讲、人人写的气氛,要把听毛主席的话当作自己思想、行动的准则。早上读、晚上读,会前会后读,工地休息读,识字的帮不识字的读,通过忆苦思甜、访贫问苦,带着感情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战士”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社会风气大为转变,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人民内部空前团结,社会治安大大好转,不少地方出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良好风气。各行各业劳动热情高涨,关心国家、集体、他人蔚然成风。第六节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的成就与经验教训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探索中曲折前进的十年,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发生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一、十年建设的成就1958年51国际劳动节工业战线的同志进行游行活动。
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是我国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全县的建设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很大成就。工业方面。1956年,全县仅有手工业合作社33个,社员1574人;理发服务社7个,社员108人;生产小组13个,组员101人;个体手工业者72人;年产值只有83976万元。1958年,县委号召发展工业,掀起“大办工业热潮”,以制造农具、生产肥料等支援农业生产为主,先后投资3893万元改建和新建县农械厂等9家国营工业企业。同时,人民公社先后把手工业合作社转为支援农业的综合性工厂。1958年9月,共建立各类小型工厂3517家,年产值8564万元。由于基础薄弱,技术后劲不足,这些企业大多无法巩固。1961年,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工业体制,将已过渡为国营的厂、社退回集体性质,把1960年下放给公社的厂、社归县手工业联社所辖。同时,关、停、并、转一批原料不足、产品质量低、成本高、效益差的企业。至1964年,全县共有工业企业77家,职工2343人。1965年工业生产趋于稳定,工业总产值上升到91454万元,比1961年增长5054%。1958年51国际劳动节平乐镇公社展出自己生产的工业产品。
在这期间,还培养了一批企业技术骨干队伍,积累了许多办厂经验,从而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农业方面。1957年实现了合作化,全县农业生产呈现较好的发展势头,农业总产值达到333841万元;粮食总产量达到5228万公斤。1958年至1963年,由于受“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和自然灾害影响,生产上基本呈现停滞不前趋势,其中三年困难时期尤为突出。经过对国民经济和农业政策的调整,农业基础地位得到加强,从1964年起开始呈增长势头,1966年农业总产值445777万元,创历史新高,比1956年增长3353%。这一时期还兴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其中中型水库2处,小(一)型水库5处,小(二)型水库2处;提水工程73处,引水工程2处,受益面积8070亩,为农业增产丰收创造了条件。财政收入方面。十年来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较快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长。1957年财政收入为24153万元;1962年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五风一化”(共产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财政收入比1957年上升198%。1964年至1966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三年收入10427万元,年均收入34757万元。交通方面。1956年以前,只有柳鹰公路平(乐)贺(县)段经过,过境里程64公里;恭(城)二(塘)公路1262公里。1956~1966年相继开通阳(朔)二(塘)、源(头)昭(平)两条省级公路,还开通了二塘至乐塘、车田至蛛螺、阳安至平口、焦厂至岐村四条乡级公路。到1966年,公路里程由1956年的7662公里增加到12358公里。1956年县内有汽车18辆,1957年,成立平乐专区汽车站,有汽车101辆,客运和货运量大大增加。同时,1966年在桂江河段增加小型人力木船30艘,水路货运量每年达7840吨。商业供销方面。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打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1962年,将前几年已并入国营商业的供销合作社分离出来,恢复县供销联社在各公社所在地的10个基层供销社和23个分社,恢复被关闭多年的集贸市场,将原定10日一圩恢复为3日一圩,形成国营商业、合作商业与集市贸易并存的流通网络,商业更加活跃。从1956年到196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2745万元增加到81049万元,平均年递增114%。文教卫生方面。文化事业十年中得到一定恢复,1960~1962年因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广播站与图书馆合并,县文化馆和6个成立不久的公社文化馆先后撤销,城乡业余文艺团队几乎停止活动。随着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文化活动开始恢复,至1966年,业余文艺团队恢复到150个,农村电影队增加到6个。十年中,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幼儿教育入园人数,从1956年708人增加到1100人;小学学校从1956年的99所发展到701所,增加602所,小学在校学生由26304人发展到43780人,增加17476人,增长66%;普通中学在校生也有一定的增长。全县还兴办了平乐师范学校、农业技术学校、卫生学校及中草药医生培训进修班;各区开设农业中学,1966年全县有初级农业中学42所,学生2443人。农村成年人扫盲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每年参加学习的成年人年均1万多人,最高年份达49895人。十年中,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医疗机构网络基本健全,县级中西医院增加3所,住院床位增多,各公社设有卫生院,大队设有卫生室和配有2~3名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善。二、十年建设的经验教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巨大的,是来之不易的。这十年中,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在曲折艰难的环境下,全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其中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吸取的。一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胜利,反之则受挫折。1955年,是解放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一年,是由于贯彻党的经济建设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而取得的。然而,1958年至1962年,由于违背客观规律,掀起“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浪潮,刮起“五风”,急于求成,不从实际出发,欲速则不达,使经济建设严重受挫,196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478万元,1958~1962年,年均下降235%。此后,在粮食严重困难情况下,由于正视“左”倾错误,及时纠正“五风”,果断地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只用两年时间就扭转了困难局面,接着又出现三年持续增长的势头,使国民经济恢复生机与活力。二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然而,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恰恰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先是反“右”斗争扩大化,再是“反右倾”扩大化,后是“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从经济建设转移到“阶级斗争”上来,使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挫伤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把经济建设中许多本来是成功和正确的做法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从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三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受阻碍。“大跃进”年代,由于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因而在高级社立足未稳情况下,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人民公社化,许多生产队还实行吃饭免费,取消自留地和自由贸易,急于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急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造成对生产力的极大阻碍。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后,调整生产关系,全面放宽经济政策,把基本核算单位从上万户的大公社退到生产大队,最后退到生产队,取消供给制,恢复自留地和自由贸易等等,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相适应,使全县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四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同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结合起来,不断克服不良作风,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大跃进”期间,党的自身建设一度放松,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家长作风逐渐滋长,不愿听取党内外和下级的不同意见,更听不进群众的呼声,因而党群关系一度紧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不良的影响。1961年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后,全面开展整党整风,纠正“五风”错误,使党群关系得到了改善。党风不断端正,促进党的各项政策落实,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焕然一新。五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动力,才能唤起群众团结奋斗,使经济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走向胜利。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为着眼点,以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为根本目的。1958年为了发动“大跃进”,曾一度放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优良传统,以所谓“插红旗”、“拔白旗”、“反保守”、“反右倾”等政治压力为动力,迫使干部群众做违心之事,其结果是“大跃进”的劲头是鼓起来了,却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反而助长了一些干部说假话,办假事。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布后,全县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优良传统,开展比较扎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英雄人物事迹,结合学英雄,开展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这些扎实、活跃、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当时鼓舞群众克服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是成绩还是失败,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挫折和教训,都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留下的足迹,都是我们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第三章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平乐历史·第二卷
第三章十年“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第一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1966年5月,正当全国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为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领导者错误地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里,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了。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次大革命是由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所有感恩、拥护、崇拜者无不响应号召,全国广大军民齐心投身于这场运动,其势如破竹,很快就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平乐的党政机构被夺权,社会生活混乱,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为后来抓阶级斗争的重要依据,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正式开始。“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县委立即在县城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对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动员,传达贯彻“五一六通知”精神,县委副书记肖天在会上作动员讲话。会议指出,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干部正在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黑帮进攻,这是一场政治思想路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保卫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革命大事。要求各单位组织工人、干部写文章进行反击。6月7至18日,县委为推动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深入人心,连续举办两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干部骨干培训班,县直单位领导干部、区社干部、生产队干部共3316人参加。此次培训,为推动全县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创造思想基础。20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县直干部职工进行声讨“反革命分子”大会,以横扫“牛鬼蛇神”为名,先后批斗12名一般干部。6月21日,经中共桂林地委批准,县委成立县委副书记肖天任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全县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此后,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平乐中学和二塘、榕津、源头等中学,发动教师、学生写大字报,开展“文化大革命”。6月28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县委委员、各区党委书记参加,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局直属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以及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南宁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县委书记包振仕对全县“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作具体布置,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提高阶级觉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组织和发动干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会议对全国全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点名批判。会后各公社迅速召开会议,逐级贯彻传达,“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县各机关、单位、乡村遍地开花。二、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6月下旬,县委派出工作组首先进驻平乐中学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发动,接着派出一个8人工作组进驻榕津中学、二塘中学、源头中学等学校。工作组按照县委要求,发动师生书写张贴大字报,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各所学校掀起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黑帮高潮。县委要求联系实际在机关和学校内设置大批判专栏,各种大、小字报铺天盖地,到处张贴,内容大意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平乐的群众组织设在县城的“大字报”专栏。揭发批判“反动学术”文章,把“红梅傲霜开”和“朱将军誓守平乐城”两部文艺作品及其作者当成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斗争。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破坏,学知识、学文化的课堂变成批判会、声讨会。受全国、全区影响,7月中旬,中共桂林地委为加快“文化大革命”进程,组织全地区中学教师到桂林进行学习集训,县内全体中学教师到桂林参加学习。县委派出由19人组成的工作组跟随掌握学习动态,每所学校派出3至5名学生代表随同参加集训。8月下旬,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到平乐中学进行集训,仍派出工作组跟随掌握学习动态。在集训期间,对平乐中学校长韩某某、榕津中学校长杜某某、二塘中学教师廖某某等13名中学教师和苏某某、王某某等60名小学教师进行重点批判,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智育第一”、“反动教学权威”、“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进行轮番批判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教育战线全面开展,一批骨干教师受到批判,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严重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生活。三、“红卫兵”运动与破“四旧”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文化大革命”又一纲领性文件,是继《五一六通知》之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发动。从8月中旬开始,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外地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和中等学校的师生代表赴京串联,参观“文化大革命”,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红卫兵”运动以及“大串联”活动由此撒向各地,风靡全国,臂戴“红卫兵”袖章的青少年学生,遍及每一所学校。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代表后,在林彪、江青的煸动下,北京和全国各地“红卫兵”从学校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事物进行大扫荡。“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9月8日,平乐镇“红卫兵”组织宣告成立。它成立后,立即冲上社会,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随后,全县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在各地进行破“四旧”,立“四新”,到处串联,把一些旧书籍、旧文艺作品、雕刻艺术和历史文物、旧商品、商标装饰、门面广告、庙宇神像、香火榜以及红白喜事等列为“四旧”,进行砸、烧、封、剪。大破“四旧”中,很多被认定“有问题”的商品被勒令停售。立“四新”,提倡人人读毛主席的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不许穿西装和奇异服装;写文章、作报告要先念毛主席语录,当时只许唱毛主席语录歌,看样板戏。在破“四旧”中,刮起更名风,一些街道,商店改为“革命化”的名称,平乐镇集体菜场改名为“红旗菜场”,县饮食服务公司的一个饭店改为“工农兵饭店”。10日,县委机关组织成立机关“赤卫队”,发出《革命誓言书》,以保卫县委机关的安全。随后,县直各单位和各区公所相继成立各种名称的“赤卫队”,以保卫机关单位的安全。17日,平乐中学一学生在校内写出第一张“火烧平乐县委”的大字报,进一步点燃全县进行“文化大革命”之火。随后,全县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赤卫队”被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而被冲击。随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干部、职工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名称的战斗队,大的战斗队人数有10至20人左右,小的只有一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理解不同以及对本部门本单位的当权派态度不同,出现所谓“保皇”和“造反”的派别。虽然各个组织之间的观点与对立并不十分明显,但这些组织之间的相互口头攻击,严重影响机关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11月,县委通知各区和县直各单位要成立红卫兵接待站,热情接待红卫兵。对过往的红卫兵必需有房屋住宿、有专人接待、有茶水供应、有饭菜招待。此后,学校“红卫兵”纷纷外出串联,一些机关的少数干部职工也参与到外地串联活动。
第二节“文化大革命”
运动全面开展一、“造反派”全面夺权及党政机关的瘫痪1966年12月,县委为贯彻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精神,决定在全县召开一次万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将“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推向高潮。经过一段时间筹备,24日,万人大会在县城召开,会上传达贯彻《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两个文件,县委领导向群众进行自我检查,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领导干部要诚恳地接受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将“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此后,“红卫兵”组织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进行批斗。30日,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造反组织“红卫战斗队”,以《请看平乐县委执行什么样的干部路线》为题,公布县委一些部门负责人的问题,点名批判13名领导干部。31日,平乐镇红卫兵把街道主任苏某某等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挂牌上街游斗。此后,县直机关、各区纷纷组织“造反兵团”、“战斗队”,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本单位领导干部。次年2月,县委机关“烈火战斗队”及县供销社的“追穷寇战斗队”等红卫兵组织利用各自的战报先后三次抛出干部历史档案,公布县委46名领导干部的历史材料或问题,激起群众愤恨,使一些干部长期被揪斗,致使有的被残酷迫害致伤致残致死。1967年元月,上海发生“一月夺权风暴”,迅即影响全国,各地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行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一月风暴”后,毛泽东指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平乐亦刮起夺权高潮。3日,红卫兵、一些机关干部、群众组织的战斗队组成“平乐革命造反兵团联合指挥部筹委会”。推选张某(平中学生)、陈某(平中学生)等十三人为筹委会委员。是月,“平乐筹委会”与武汉、广州等地回平乐参加文化革命的学生组成“中南纵队”,联合给县委施加压力,强令召开第二次万人大会,对“走资派”进行批判。17日,县委召开全县工人、贫下中农、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职工代表暨四级干部大会,会议23日结束,历时7天,会上主要由县委常委进行自我检查,由群众揭发、批判县委领导的错误。县委书记包振仕及其他常委被以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挂黑牌戴高帽游街批斗。19日,县锰矿造反组织“尖刀兵团”成员陈某书写一条“打倒党中央保皇派”标语,张贴在县城大街上,县公安局立即拘留陈某,“平乐筹委会”认为是镇压造反派,组织“平锰事件”调查团进行调查,在县大礼堂与公安局展开辩论。为搞清此案性质,县公检法三家单位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复示认为“确有反动性质”,随后陈某被判刑10年。林彪事件后平反。25日,县公检法干警成立造反组织“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发表“夺权”通令,宣布夺去公检法所有的一切权力。27日和31日,县水电局和农业局的群众组织分别进行“夺权”,2月2日,教工造反组织“风雷战斗队”夺了县广播站领导权。随后各地不断出现“夺权”行动,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靠边站,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审查、批斗,有的身上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国民党黑帮”、“牛鬼蛇神”等字样的纸牌,头戴高帽,被押着游街、罚跪,甚至遭到拳打脚踢。各级党政机关及绝大多数基层单位也被群众造反组织夺权瘫痪,无法开展工作。3月初,党中央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支左、支工、支农。3月1日,县人民武装部对县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12日,根据广西军区和桂林军分区指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平乐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取代已瘫痪的县委和县人委,负责行使行政和日常管理工作。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政工组和生产组。县以下各单位相应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县人武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掀起生产建设高潮。提出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坚守生产岗位,保证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等要求。这些举措和要求,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二、派性思潮泛滥和派性群众组织的衍生发展1967年2月夺权风暴以后,由于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观点不一致,迅速发展成为派性活动。2月23日,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等20多个组织联合到县公安局为写“反动标语”的陈某翻案,进行游行示威,而另一些群众组织认为“东方红公社”等组织的行动是为“反革命”翻案,在立场观点上有分歧。从此,平乐开始分成两大派性群众组织,一派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平乐联合战斗委员会(简称战委)”,一派组成“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平乐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4月中旬,广西首府南宁出现因观点不一致而形成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受南宁和桂林市的影响,平乐也形成两个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一派与广西四二二观点基本一致的“战委”,成为“广西422平乐造反大军(简称422或造反大军)”;一派与广西联指观点基本一致的平乐“革委”,成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平乐联合指挥部(简称平乐联指)”。平乐两大造反群众组织派系争论由此展开,两派之间从口头辩论到肢体接触,直至用石头棍棒等为武器对打武斗。7月10日到12日,县人武部为控制混乱的局面,制止两派相互攻击,政委李嵋山、副部长李恒达召集两派代表进行谈判,协商贯彻中央“66通令”、“624通知”和广西两派达成10点协议,由于双方相互攻击而缺乏诚意,致使谈判未有结果。7月14日,平乐中学“造反大军”带领一批学生冲击县公安局,打伤公安人员,砸烂办公室门窗,“平乐联指”闻讯派出群众进行阻拦。两派群众发生冲突,骚乱1个多小时才告平息。从此,平乐两派群众的斗争又趋向激烈,逐渐向武斗方向发展。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进行游行活动。
7月18日,“平乐联指”常委全某带领40多名武装人员到月城公社同乐大队木官汀村搜查躲避在该村持不同观点的平乐搬运社工人桂某某,将桂某某抓获后当场打死。这是平乐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次发生打死人事件,致使文化大革命运动乱抓乱杀缺口打开。23日,李嵋山、张贵生、李恒达在人武部接待室再次召开“造反大军”和“平乐联指”各7位代表的谈判,历时11天,就10日谈判的条款以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四大”正常进行,制止打、砸、抢、抄事件发生等问题进行谈判和协商,达成协议。随后,各战线两派群众组织都进行谈判,平乐形势暂时趋于平静一段时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平乐联指”组织在县城跑马坪举行群众大会。
8月24日,“造反大军”派人在月城区安良村公路拦截“平乐联指”人员的救护车,从车上搜出冲锋枪、手枪、马枪、匕首、雷管等武器,随后“造反大军”将车及随行人员12人全部扣留。“平乐联指”则派人到县人武部“夺走”200多支枪、四门炮、几十箱子弹。25日,“平乐联指”指派二塘区武装部部长带领二塘区联指民兵到平乐占领县交通大楼,建立据点,与同时想抢占该大楼的“造反大军”群众发生真枪实弹的武斗,“造反大军”的陈某某武斗中被打死。当晚,县人武部主持召开两派代表谈判,双方就上交枪支、弹药、放回双方被抓人员、撤出据点、离城还乡等问题达成协议。31日凌晨,“造反大军”120多人乘车到县人武部夺得武器后经大街向平乐中学方向行驶,“平乐联指”得知消息后,指使平乐镇武装部长指挥持枪民兵在平乐镇政府门口进行拦截,“造反大军”的车辆被拦下,双方随即发生武斗,造成双方伤亡惨重,“平乐联指”死亡2人,“造反大军”死亡13人。由此,两派造反组织的斗争更为激烈。9月5日,由于全国各地大规模的群众派性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中央发布《关于收缴被夺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命令》简称《九·五命令》。县人武部接到中央《九·五命令》后,于上旬组织两派代表宣传《九·五命令》,要求两派群众组织将夺去的武器归还,但收效不大。10月间,源头、同安、青龙、张家、桥亭等区以一派群众组织为中心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出现乱抓乱杀情况。12月24日,县人武部为制止这种混乱局面,召集两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传达上级有关大联合指示,两派均表示拥护,各派5名常委组成两派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当晚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在大礼堂和灯光球场举行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会后游行。28日,两派群众组织4千多人联合召开“庆贺广西两派在京实现大联合”大会,会后,两派组织群众冲突逐渐减少,平乐形势又暂时趋于平静。1968年上半年,桂林市的武斗形势非常严峻,直接影响到各县。5月21日,县“联指”开会,决定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独立师”,派人到桂林参加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战斗。6月9日,“保卫红色政权独立师赴桂小分队(后称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平乐民兵团)前往桂林参加桂林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死伤多人。到8月27日,赴桂林参加武斗的“联指”人员撤回平乐。三、平乐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8年春,历经一年多的内乱局势开始缓和,两派群众的斗争也从表面上看亦有所停息。1968年2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各地实现“革命大联合”,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3月7日,县人武部召开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经协商,双方就坚决制止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声明”书。随后,成立“平乐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同月,“平乐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递交关于成立“平乐县革命委员会”的请示。4月18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批示,同意成立“平乐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县革委由县人武部政委李嵋山等65人组成(暂缺10名),李嵋山任革委会主任,姜凤林任第一副主任,张贵友、邹文春任副主任,常委19人。其中革命代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都有一定名额。4月23日,召开庆祝平乐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参加的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有近万人之多,在会上,县革委会主任李嵋山作讲话。县革委会集党、政、军、司法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此后,各区、公社、机关单位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于结束全县持续两年多的无政府混乱状态,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领导组织全县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主要职能还是“抓革命”,即以阶级斗争为主,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四、龙岩“反共救国军”冤案及“剿匪”事件龙岩反共救国军冤案1968年5月至6月,南宁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6月28日,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武部联合以(68)平革字14号文件发出《关于贯彻(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指示)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立即对“阶级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全县开始进行追查“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7月初,月城区革委会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县革委“关于破获反革命案件的指示”。14日,中华乡在中华小学召开群众大会,对龙某某进行批斗,龙在毒打逼供下屈招了在龙岩(当地山洞)开过会,成立以石某某为首的“反共救国团”,书面供出一个18人的名单。15日,月城区召开革委常委会议,作出抓捕“反革命分子”决定,报县军管会。当晚,龙福乡一个武装民兵排分别到水西、潮水两个自然村和太平小学抓了13个人,在水西村打死女村民周某某。月城区革委常委唐某某等人对被抓群众进行刑讯逼供、诱供,一些群众在被毒打、诱供情况下供认成立“反共救国军”的口供,交待了“罪行”。在审讯时,一人被乱棒打死,一人被枪杀。根据供出名单,月城区武装民兵到各乡抓人,使龙岩“反共救国军”反革命事件被进一步确认。7月下旬到8月中下旬,月城区革委将龙岩“反共救国团”反革命主要分子押到各乡及县城进行游斗,各乡在召开游斗会时追查本乡的“反革命分子”,扩大战果。8月30日,月城区在龙福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各乡“反共救国团”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并处决,当天,龙福、中华、江口、太平四乡被杀害的群众13人。“龙岩事件”到10月初结束,历时二个半月,涉及到月城区19个乡,因受牵连被关押、审讯的350人,被迫害致死的120人。源头、同安、平乐镇、大扒、二塘、桥亭、沙子等区在追查“反共救国军”时,与派性活动纠合在一起,社会秩序混乱,误伤了许多群众。县革委会在全县追查所谓的“反共救国军”中,破获“反革命组织”98起,受牵连有1729人。1984年对此案给予彻底平反。“剿匪”事件1968年7月,中央发布“七·三”布告,提出广西群众组织要立即停止武斗等六条规定,同时错误地把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些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7月31日,县革委发出(68)平革字第2号通告,对暂时到农村避风的原县委书记、监委书记、组织部长等,限3日内到区以上权力机关报到,5日内回县城接受批斗;逾期不回者将采取“革命措施”。上述人员按期在8月4日回到县革委办公室报到,当即被县“联指”抓去批斗,关押在联指私设的“看守所”,押送途中被拳打脚踢,后转到军管会关押。其他未回单位接受批斗人员,县革委遂于8月7日对他们发出“通辑令”,限期接受批斗。9月5日,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有七个常委和县“联指”全部常委参加,决定对逃往农村躲避的干部群众当作“土匪”进行围剿。7日,县革委成立“剿匪指挥部”,以县革委的名义发布《剿匪紧急动员令》,调用6个区(镇)的武装民兵及“联指”直属连共760多人对月城区的粉岩、水源地区进行围剿“土匪”,16日,围剿结束,共抓获所谓的“匪徒”25人。在“剿匪”事件中,以“匪”为名被杀害的干部、群众98人。此后,县“联指”单独组织武装力量到沙子镇抓捕造反大军,抓获20多人,当场被打死或以各种“罪名”处死十余人。五、中央“七·三”布告下发和平乐形势1968年7月下旬,中央“七·三”布告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批准,对“七·三”布告予以否定。——1996年5月编《广西地方史知识》下达后,平乐和南宁、桂林等地一样,个别群众组织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运用抢夺来的武器,再次挑起武斗、大肆抓人、乱杀无辜,乱抓滥杀现象极为严重,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群众处于恐惧忙乱状况。9月30日,县“联指”发出《九·三〇公报》,企图改组县革命委员会,派人到处张贴公报、游说宣传。此举对整个平乐影响很大,激起群众的反感,纷纷给予口头或书面反评,迫于群众压力,两派达成协议,作出自我批评,改组县革委企图未得逞。10月30日,平乐中学在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逐渐回校上课。据统计,1968年7月至10月间,在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军”破坏“反革命组织”98起,受牵连的1729人,被专政迫害致死1298人中共平乐县委1984年对此案给予彻底平反。,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者近2000人,给全县人民带来不幸,干部群众对这种混乱现象非常不满。后来,驻军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强行制止,社会秩序才逐渐转为稳定。
第三节贯彻极左路线和“斗、
批、改”运动的开展一、“斗、批、改”及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先后建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全国山河一片红”社论,说这“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斗、批、改是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所提出的任务,即斗跨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文艺和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其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斗、批、改”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剩余人员等几个阶段,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1968年4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展“斗、批、改”运动。5月10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制定《关于进一步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决定提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主动、全面、猛烈地进攻。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把隐藏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打倒”。从而拉开全县“斗、批、改”运动大幕。5月27日,县联指在县大礼堂召开千人大会,大会对县委书记等三名领导进行批斗,接着以“走资派”的罪名进行挂牌游斗。7月12日,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布告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各区(社)、各单位组织学习10~15天,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开展对敌斗争、开展“四查”运动;两派群众组织要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凡混进两派群众基层组织的坏人,由本组织自行清理,发现坏人扭送专政机关依法处理。8月8日,县联指召开各区联指和县直联指各总部负责人会议,要求要抓三方面的人,一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坏头;二是叛徒、走资派、黑手;三是反共救国军嫌疑者及暗杀队嫌疑者。会议结束后,各区积极行动,平乐镇于8月18日抓了100多名所谓四类分子进行游行。至8月23日止,全县联指从派性出发,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干部群众498人。清理阶级队伍是与革命大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县革委经严格挑选和审查,培训和组建“清理阶级队伍”骨干,到知识分子多、问题多的地方领导清理阶级队伍工作。9月7日,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围剿追捕反革命分子紧急动员会,成立“剿匪指挥部”,开展为期10天的“围剿”,抓获匪徒25人,其中以负隅顽抗、逃跑打死21人。此外,各单位又以“匪”和与“匪”有联系为由而杀害77人。10月14日,县革命委员会为加强对斗、批、改的领导,成立以李嵋山为组长的斗批改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干部队伍进行审查,期间,审查干部121人,其中定为敌我矛盾性质4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117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4人。1969年1月,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未予“解放”的干部下放到源头车田“五·七”干校集中进行“劳动锻炼”,白天劳动生产,晚上集中学习,进行“斗批改”,继续接受审查1971年陆续回单位工作。。至1971年底,“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对阶级敌人没有明确界定、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具体标准,夸大敌情,混淆敌我,使一批干部受到打击,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不仅没有做到“纯洁队伍”、“划清阶级阵线”,反而给革命队伍造成极大损害和混乱。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斗、批、改”不再被提及。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
20世纪70年代县委在大礼堂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展和逐步深入,造成社会动乱,全县国民经济出现衰退形势,城镇就业面萎缩,全国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积压大量中小学毕业生,积累大批剩余劳动力。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由此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为做好这项工作,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及时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公社相应成立领导机构,有知青安置的大队成立“再教育”领导机构。1969年1月27日县革命委员会动员城镇非农业人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各革委会动员组织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到农村插队落户。平乐镇第一批就动员310名知识青年,连同桂林市分配到平乐插队200人,共510名知青,分别下到各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后,根据上级规定,不再大张旗鼓地动员上山下乡,陆续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人员和存在突出困难的家庭进行安置。1973年后,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日常具体工作。从1974年开始,部分工厂从农村知识青年招工,一批基础知识较好的知识青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上大学。到1987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基本回城安置。在组织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后,在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帮助关心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农民群众同甘共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由于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落户当农民,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极为复杂,因而出现许多预想不到的现象,一定程度上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对基础教育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造成整整一代文化科学知识断层,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影响,也给后来的安置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三、“一抓三促”方针的实施文革初期,由于社会秩序破坏,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为稳住经济形势,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级经济部门立即组织加强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的领导,外出串联的职工要迅速返回原单位;开展文革的单位,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促生产”两个班子。后由于国际形势紧张,中央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作了更为紧迫估计,连续发出加强战备的指示,把战备作为各项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试图通过“抓革命”来促战备工作,“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成为当时全党工作的总方针。为保证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县委及时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各单位相应成立“抓促”领导机构。领导机构成立后,通过抓阶级斗争和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群众运动,作为落实“一抓三促”方针的具体行动。1968年1月7日,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四级干部誓师大会,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700多人参加誓师大会,会期持续7天。1月23日,抓促指挥部组织50多人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平乐中学,进学校后,经过半个月多方面工作宣传,动员811名学生回校,占学生总数90%。4月20人,抓促指挥部召开首届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大会,落实毛主席“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22日,通过首届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大会议案,23日,全体代表参加庆祝平乐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四、整党建党开展整党建党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有效方式,是“文革”中“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毛泽东批示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五十字”建党纲领,全县“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整党建党是在县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1969年2月15日,县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开展整党建党具体步骤和时间安排,分期分批进行。1969年3月,组织500人的毛泽东思想整党建党宣传队,在全县范围内全面铺开,1970年秋结束,历时一年半。全县当时246个党支部,2969名党员参加整党建党。这次整党建党的内容是:首先组织党员学习“五十字”建党纲领、“九大”政治报告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学习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指示,把整党建党作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略部署。中期,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及“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后期,进行“吐故纳新”和组织整顿。这次整党建党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影响,在思想上、组织上带来很大的混乱,错误地“吐故”了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党员。共清除出党52人,取消预备期13人,劝退30人。“纳新”860人,把少数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和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吸收入党,有的还提到领导岗位后在“处遗”时已分别作了处理。。从总体上来看,这次整党建党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起了一定作用,但整党建党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党员,把少数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也吸进了党内,给纯洁党的组织留下后遗症。五、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广大群众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群众在县城举行游行活动。
1964年12月29日,林彪就当时部队工作问题提出“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使毛主席著作成为最根本的必修课”。1965年1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印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通知》,强调“全军1965年的各项工作,都应根据林彪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来进行安排,务必使之落实到实处。部队工作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大学毛主席著作,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首位”。15日和1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批示“完全同意,照此执行”和“完全赞成”。从此,首先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随后逐步在全国推开。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群众在跳革命样板戏。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找缺点和错误,自觉斗私批修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作出《关于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发出贯彻《决定》指示。1966年3月9日至13日,县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组织干部、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6月7日至18日连续举办两期学习毛主席著作培训班,县直各单位、区、社、队干部共3316人参加培训。为鼓励人们更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举行三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对一批学习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平乐联指”在县城举行的群众游行活动。
从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以来,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及其著作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许多干部群众在学习中,运用著作中的基本观点改造自己的思想,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特别是运用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发扬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精神,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治山治水和科学种田等方面的许多成就。沙子公社协中大队贫下中农依靠毛泽东思想引水上山的事迹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不仅县委在沙子协中大队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而且新华通讯社刊发了《日自韶山起,水从北京来》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以半个版面登载这篇通讯,在全地区乃至全自治区内产生很好政治影响。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其中包含着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正因如此,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利用人民群众热爱毛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推行他们极“左”路线,妄图实现篡党夺权阴谋。他们总结推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做到“一高、二多、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毛泽东思想夜校多、参加学习的人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他们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引向脱离实际,背离群众的道路上,提倡背警句,不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断章取义,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不让干部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走形式主义,不求实际效果。群众在跳表忠舞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让干部群众大诵大背“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大唱“三首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大搞“红海洋”指到处用红油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极左口号。;大跳表忠舞。要求家家户户挂毛主席像,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要随身带,人们早起晚睡、出工、上班前后、会前会后都要背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像鞠躬,甚至每餐吃饭之前也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群众白天劳动,犁耙和粪箕上都要插上语录牌;晚上回来上夜校,要唱语录歌;只准唱八个“革命样板戏”,不准有其他文艺节目,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和枯竭。实际上,这种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形式主义,广大群众对这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非常反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打着“活学活用”的幌子,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地利用毛主席著作和讲话中的片言只语来煽动人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大搞所谓“群众专政”,迫害那些敢于揭发他们搞阴谋活动的干部和群众,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六、党组织的恢复与中共平乐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基层党组织的恢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随即被造反派夺权而处于瘫痪状态,党的各级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1969年3月,县革委会组建县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13个中队赴各公社进行整党建党,在整党建党中,着重进行思想整顿,在组织上进行“吐故纳新”,使党员的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组织活动逐步得到恢复。1970年1月28日,经桂林地区革委整党领导小组批准,中共阳安公社委员会成立,全公社10个大队和社直单位同时建立14个新的党支部。2月23日,附城、福兴、桥亭、长滩、大扒五个公社党委筹备领导小组成立,恢复基层党组织。到10月,全县14个公社(农场)基层党组织相继恢复。1970年秋,建立中共平乐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全县共有14个公社(农场)党委、246个基层党支部。1976年10月,全县共有13个公社党委、一个农场党委、一个锰矿党委、一个机关党委、一个党总支、339个基层党支部。平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1970年9月21日,成立平乐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核心小组负责组织中共平乐县委员会恢复工作。1970年12月4日至7日,中共平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大会代表411人,列席代表103人,代表全县5000多名党员。这次大会是在全县党的基层组织刚刚恢复、部分第三届县委委员仍处在被审查的状况下召开的。其主要任务是:总结平乐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按照中共“九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选举产生第四届委员会。大会提出“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昔阳、奋战三年,誓把平乐县建成大寨式的县”和“五年造田十万亩,粮食总产超四亿”的口号。大会选出26名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平乐县第四届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7名。中共平乐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出由6人组成的中共平乐县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宋广盛为书记,吴鼎为副书记。群团组织的恢复“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群团组织同党政组织一样遭到冲击和破坏。1967年1月,继党政组织瘫痪半瘫痪后,各群众团体组织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党组织恢复后,群团组织也相继恢复。1973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县委成立县总工会筹备领导小组,10月15日至16日,县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县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21人,张春为主席。1972年12月20日至23日,县第九次团员代表大会在县城举行,出席大会正式代表439人,大会选举共青团平乐县第九届委员会委员22人,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雷建玉任书记。1972年11月20日至24日,召开县第七届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371人,大会选举县妇女委员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29人,常务委员会委员5人,潘永平为主任。1973年6月6日至11日,在县城举行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正式代表711人,选举产生县贫下中农协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42人,吴鼎兼任主席。七、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1970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5月,县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负责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把一批领导干部错误地作“五·一六”分子立案审查。将其中一人划为“五·一六”分子,二人定性为“坏人干坏事”而开除公籍,二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同时,错误地把一批地下党、游击队列入专案审查。此外,还把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观点不同而讲过一些错话的人也列为“五·一六”分子进行审查。据统计,有68人受到各种错误处分,在基层被关押、审讯、吊打过的有43人。这些人员在后来处理“文化大革命”和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时都先后予以平反。这场时断时续的清查活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宣布完成,存在极大的任意性,被指为“五·一六”分子及其后台的人不断变换和增添,并株连大批亲属,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
第四节批林批孔和反击
右倾翻案风运动1970年到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一、揭批林彪反党集团运动的掀起1970年8月,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事件爆发后,9月18日,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971年9月13日,根据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地委指示,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在党内进行逐级传达的要求,县委先后在党内按级别规定逐级进行传达,然后再扩大到干部群众中,使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林彪事件真相,进而揭发批判林彪的叛党投敌罪行。1972年8月18日至9月2日,县委在县城召开第四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内容是: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和自治区党委扩大会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入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大会提出,把批林整风运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做到把批林整风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批林整风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9月9日,各单位普遍开始向群众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组织学习讨论。9月20日后,集中传达中央34号文件,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0月4日后,以大队为单位培训骨干,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认清林彪的反动本质,激发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义愤、提高觉悟、分清路线是非,在深入开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同时,结合整顿农村党支部和民兵、青年、妇女等组织,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运动全面开展。二、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学习文件,掌握武器。1974年1月2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十大精神和传达桂林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干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全面落实党的政策,纠正不正之风。30日,召开四届八次会议,进一步学习党的十大和批林批孔文件,要求把批林批孔放在重要位置。3月14日至16日,贯彻传达韦国清书记在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再批‘克己复礼’”等。通过学习,武装思想,掌握武器,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批判“中庸之道”、“天命论”、“上智下愚”等孔孟之道,查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揭阶级斗争盖子,大打反复辟、反倒退、反修防修人民战争。结合批林批孔,开展自查整风。1974年5月13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进行革命大批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矛盾;召集各条战线向常委提意见,帮助县委整风。6月3日,县委在县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上,号召全县广大职工和革命群众,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与批判资本主义相结合。1974年8月15日,县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要求立即掀起批林批孔、宣讲儒法斗争史,联系实际,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高潮。10月22日至25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传达中央(74)25号、26号文件和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县委书记作总结报告,肯定全县批林批孔运动成绩,形势很好,自去年12月到现在,共批斗所谓阶级敌人1200多人,收回超政策自留田、地12800多亩,收回“野马副业人员”3400多人,今后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尽快普及,引向深入、持久地发展。批林批孔与农业生产相结合。1974年9月8日至15日,县委在二塘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讨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至1980年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1975年1月3日至6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公社党委书记、武装部长、秘书、“三分之一”宣传队长、组长、指导员、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和县直单位的支部书记共257人参加会议,会上传达自治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精神以及地委批林批孔碰头会议精神。与会人员到阳安、青龙、源头三个公社参观“想大的、干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和造田造地现场,各公社党委书记在会上发言,表批林批孔和大干快上决心。此后,各公社结合批林批孔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造田造地运动。2月18日,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暨1974年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交流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经验,努力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提出“狠抓纲和线,大批促大变,改造旧河山,建设新平乐”的口号。会议还提出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指示和自治区党委“十条”,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搞斗敌批修总体战。三、教师代表大会和学工、学农、学军活动1968年10月,县革命委员会派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各中学;一些公社也派出贫宣队进驻中心小学,农村大队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领导小组。12月,平乐中学和二塘、榕津、源头等中学及农技校的教师集中在平乐中学参加“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一些学校领导及教师在学习班上被批斗。1970年春,在大办“五·七”学校思想影响下,附城公社率先在南洲村办起“五·七中学”(是年秋,迁江口大队镰刀湾)。随后,长滩公社在金峡村办起“五·七中学”,青龙公社在大岗村办起“五·七中学”,其它中、小学均按“五·七”道路精神实行开门办学,分别与工厂、生产队挂钩,组织师生下乡下厂劳动。大部分学校办起厂、场,建立学工、学农基地。多数“五·七中学”因条件太差,不便于教学不久即迁回原址。1972年1月18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对全县中、小学校加强领导和管理,巩固无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阵地。对全县中、小学实行定厂管理或派工宣队,农村学校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实行工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973年4月13日,首届教师代表大会召开,会期5天。到会代表647人。大会选举出席桂林地区教师代表大会集体单位4个,教师代表53名。会议强调,在贯彻“以学为主”同时,要抓好“兼学别样”,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中学要办小工厂、小农场;小学要办小农场或搞实验田,开展“以种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实行开门办学,到社会课堂去,师生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4年3月2日,县委发出《关于建立健全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各社、队必须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在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管理公社中学和大队小学。公社管委会由大队贫管会主任、公社文干、公社中学主要负责人组成;大队贫管会由大队贫协主席或副主席、学校贫管领导小组负责人、大队小学主要负责人组成。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凡属校内的重大事情,教学计划,斗、批、改意见,贫管会要进行讨论,学校要定期向贫管会汇报工作。平乐县解放后,县委注重教育事业的发展,图为座落在桂江河畔的平乐中学校区。
1975年8月,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二塘开展“批资、批修总体战”,一批教师被批斗。是年,在“教育学大寨”思想影响下,各中小学大搞开门办学,长时间停课,参加造田、造地、修水利劳动。同时,在普通中学增设农机课,要求高中毕业学生人人会开拖拉机、个个会杂交水稻制种。在“读高中不出公社,读初中不出大队,读小学不出村”思想指导下,全县掀起办全日制高、初中热潮,各公社初级中学改办高中,各大队小学办附设初中班(部分小学附设有高中班)。沙子公社围梓小学办起绘图板厂,当年纯收入8000元;随后,学校增加投入,形成从原材料到成品一条龙生产线,所生产的0号绘图板远销区内外,年产值逐年上升,1980年利润达6万元。1976年11月,在源头车田村创办平乐“五·七”劳动大学,办有赤脚医生班和林业班(设在广运林场小贝站),1977年停办。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学军运动,严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搞得学校既不象学校,也不象工厂,不象农场;教师不钻业务,学生不求知识,荒废了一代人的学业。四、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贯彻执行自治区党委指示,1975年7月至8月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三批总体战”(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75年9月13日,县委召开各公社、县直各战线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总体战,要求党内党外一起反、上面下面一起反、干部和群众一起反、城市和农村一起反、各条战线一起反“五个一起反”。总体战中,抓“资本主义典型”,收回社员的“私开荒地”和“扩大的自留地”,不允许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瓜果蔬菜,搞商品化生产。提出“宁吃社会主义的盐水,不吃资本主义的蔬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口号,大刹“野马副业”。自留地上的果苗、菜秧、经济作物被工作队强行铲除,房前屋后的果树被收归集体或被砍掉,“多养”的鸡、鸭被强迫卖给国家,正当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批判,搞“穷过渡”。这些极“左”路线做法,对全县工农业生产影响很大。1975年11月1日至8日,县委召开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四级干部会议。会上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会议作出《全党全民总动员,苦战两三年,把我县建成大寨县而奋斗》的决定。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逐渐开始对过去错误政策和理论进行纠正,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做法,遭到“四人帮”反党集团猖狂反对。1975年底,借“四·五”风波,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16日,桂林地委在平乐召开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会上动员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讲话”,从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便迅速在全国掀起。随后,各地相继召开各式各样批邓大会,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作批判发言。在这种政治气候影响下,平乐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县委及时研究布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布置反击“右倾翻案风”。许多干部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紧跟形势,各中小学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上,农村政治夜校变成“反击右倾翻案风”阵地;机关、厂矿正常学习时间以批判“右倾翻案风”为主要内容。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单位还联系实际和本人的思想实际,批判“埋头拉车不看路”(只抓生产、业务,不看政治方向)的“流毒”,把积极抓生产、抓业务的干部称为修正主义路线受害者,甚至污蔑为“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实行者”等。运动中,有二名职工被挂牌批斗,其中一名职工跳楼致伤。1976年7月3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传达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组织学习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发动群众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为重点,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历时一年多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刚刚出现比较稳定的局势再度陷入混乱,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否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实,也违背民心。第五节经济领域里的方针
政策和基本建设一、收回“三地”、限制“野马副业人员”1973年冬至1974年春,二塘公社高桥大队在全县率先开展批判“资本主义”,毁掉17个生产队经营的砖瓦窑,收回超面积部分自留地(当时社员自留地按耕地总面积5%划给)。1975年11月,在进行“批资、批修总体战”、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县委提出“争取在两三年实现逐步限制直至取消自留地”的口号。1974年,全县在农村共批斗1346人,收回“三地”(自留地、开荒地、饲料地)14882亩,动员“野马副业人员”归队2475人,造田造地9800亩。1974年10月22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期三天,传达中央(74)25、26号文件和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1973年至1974年,全县共批斗“阶级敌人”1200多人,收回政策自留田、自留地12800多亩,招回“野马副业人员”3400多人。1975年2月18日,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暨1974年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大会。大会在表彰先进同时,还列举在集体经济内部17种资本主义倾向和城镇、国家机关15种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会上提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和自治区党委“十条”,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打斗敌批资和批修批资总体战。9月13日,县委召开各公社、县直各战线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置深入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总体战。据统计,全县共收回“三地”11000多亩,招回“野马副业人员”769人。1975年11月,全县招回外出搞集体副业人员,有12000多人回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收回超面积自留地28000多亩归生产队经营。1976年6月27日,召开“双先会”,重申“自留地面积一般不得超过总面积5%,超过部分要坚决归集体,决不允许在自留地、饲料地上搞商品生产,每户只能养3只鸡,严禁私人开荒,已经开的要坚决归集体”、“凡规定不准上市的农副产品一律不准上自由市场,要卖给国家”。提出“宁吃社会主义的盐水,也不吃资本主义的蔬菜”口号。把社员群众在房前屋后和四边(即地边、沟边、河边、山边)所种瓜菜和农作物视为开荒地,任意扩大自留地等,县、社层层组织“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队(组),逐村逐队检查捣毁这些边角地所种农作物。把自由市场上的蔬菜、柴炭等作为资本主义经营来打击,一时间出现无蔬菜、无柴草上集市现象。4月20日,附城公社同乐大队第五生产队民兵排长、复员军人黄桂荣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7月3日又给县广播站写信,主张允许社员在自留地上种蔬菜出卖,换取油盐钱,提出“自留地商品化是日常生活费用的源泉”。《人民日报》和县广播站把信转给县委,县委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认为黄桂荣的两封信是毒草,是平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7月24日,县委在同乐大队召开万人大会,把黄桂荣作为破坏农业学大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活靶子进行批判,同时把两封信加上批语发给全县各单位,以政治夜校为阵地,组织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大讨论、大辩论。8月23日起,由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带黄桂荣到全县13个公社轮流开会批斗,要黄桂荣向全县人民群众检讨、认错此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给予了平反。。这种极“左”做法,在全县范围内造成极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困难,群众非常反感。二、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大寨之路》,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县委按上级要求迅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70年,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学习大寨人“开山劈地,战天斗地”精神,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和“以粮为纲”方针,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搞开田造地和水利建设,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专业队常年施工与群众性突击相结合。沙子公社协中大队原来是一个“三天不下雨,泥团当石鼓”的干旱区,年年靠吃国家统销粮和贷款过日子,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后,广大社员群众发扬“愚公移山”革命精神,打响“三断茶江水,凿穿鼓皮山,引水上高山”战斗。经过6年艰苦奋斗,拦江筑坝,劈山开渠,在茶江河上建起三座水轮泵站,把河水引上高山灌溉田地,使全大队保水田由200亩扩大到4200亩。1977年,粮食总产量达5053万斤,比开展农业学大寨前的1963年增长4倍。协中大队社员群众为感谢毛主席,在鼓皮山隧道口的石壁上刻下“日自韶山起,水从北京来”十个红彤彤大字。协中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取得巨大成绩,成为广西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台》连续宣传报道。1970年12月4日至7日,中共平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提出“树雄心、立壮志、赶昔阳、奋战三年,誓把平乐建成大寨式的县”和“五年造田十万亩,粮食总产超四亿”的口号,把学大寨引向深入。二塘公社高桥大队修通13华里长的谢家水库东干渠,开挖四条6华里长的支干渠,架起一座高9米、长640米,有80个水泥墩柱83节的渡槽。全县造田1159亩,造地152亩,1973年粮食比1972年增产80多万斤。农业生产喜获丰收,社员对收获的稻谷进行称重。
1974年1月10日,县委决定广泛开展学习高桥大队,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更深入、扎实地开展的活动。要求全县人民大干快上,决心在1974年冬至1975年春,再造田800亩,造地500亩,实现“一人一亩保水田、五分地、亩产1100斤,增产100万斤,每人有粮1000斤、两人一头猪”的奋斗目标。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山西省昔阳县的专家、技术人员到平乐县指导农业生产。11月11日,召开农田基本建设誓师大会,传达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学习高桥大队,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更好地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1975年1月,县委组织各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主任参观阳安、青龙、桥亭3个公社“想大的、干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和造田造地现场。11月1日至8日,召开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四级干部大会,会上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对照大寨昔阳找差距,作出《全党总动员,苦战两三年,为把我县真正建成大寨县而奋斗》的决定。县委号召,全县人民行动起来,关心农业学大寨运动,苦战三年,把平乐县建成大寨县。人人为支援学大寨运动,为支援农业出力,乘全国农业学大寨东风,象大寨、昔阳那样,以革命加拼命精神,鼓干劲、争上游、抢时间、争速度,为尽快把平乐建成大寨县而奋斗。当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1976年2月10日,县委在二塘公社建新大队召开路线教育汇报会和造田造地现场会,号召全县人民向建新大队学习,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7月3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学习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总结两年来学大寨经验。12月10日,中国新闻社播报平乐县学大寨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消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二塘公社进行建设大寨式社队誓师大会时的情景。
1977年1月10日至23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采取白天搞生产晚上集中开会方式进行,会上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学习中央领导的有关指示和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对照大寨、昔阳和学大寨先进单位经验找差距,交流经验,讨论制定农业发展规划。2月21日,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搞好县、社、队三级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指出,学大寨学昔阳,干部就要坚持不懈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利于反修防修,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大干快上。要求从领导干部做起,县、社、队干部劳动分别达到100天、200天、300天。20世纪70年代,平乐县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图为干部群众参加农业生产大汇战的场景。
4月27日,召开大会庆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县委要求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6月20日,县委召开1976年度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及政治夜校经验交流会,历时7天,要求深入揭批“四人帮”、“三搞一套”、“三反一砍”破坏农业学大寨罪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总结交流去年以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动员和部署“双抢”工作,要求做到一个月完成双抢任务。1978年2月12日,平乐县1977年度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破坏农业学大寨罪行,总结交流农业学大寨经验,表彰先进,鼓足干劲,部署和落实本年度农业大丰收,为建设高标准的大寨县而奋斗。20世纪70年代初全县大兴水利,代表在参观渡漕。
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造田造地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至1978年9月,全县投工4021万个,完成水利工程1358处,完成三面光水渠35公里,扩灌面积876万亩,造田51万亩、造地59万亩,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但是,由于极“左”路线干扰,强行照搬大寨做法,搞所谓“批修批资”,实行“评工记分”,宣传了一些纯属浮夸的所谓战天斗地和超千斤的“先进典型”,造成了不良影响;由于只注重粮食生产,自然优势得不到全面发挥,阻碍了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致使生产效益低下。一些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违反科学,土法上马,追求形式和排场,造成不少浪费和损失;有些地方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大搞“人造平原”,盲目砍伐森林,劳民伤财,而且造成严重水土流失,使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贻害无穷。一些领导干部不尊重客观事实,违反自然规律,搞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由于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出现了经济畸形发展,一方面,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1977年全县粮食产量达到1234045万公斤,比1966年增长11179%,比1973年增长5661%;另一方面,经济作物,尤其是一些传统产品产量下降,甚至严重下滑,如苎麻,1978年种植面积6769亩,总产量396150公斤,比历史最高1955年面积减少7803亩,产量减少597600公斤,糖蔗,1978年种植面积8936亩,总产量112356吨,比历史最高1973年面积减少7021亩,总产量减少112479吨,1978年社员从集体分配的收入平均每人仅7942元,比1973年的人均6130元增加1812元,平均每年每人只增加32元。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同时,学大庆活动亦在全国各行业开展。1977年3月25日,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县城举行,会议期间,大源煤矿、锰矿、氮肥厂等单位代表作典型发言,交流开展学大庆经验。会上,代表们一致表示,要把自己所在的厂矿办成大庆式企业。4月12日,同安大冲纸厂党支部书记李裕科到北京出席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大会。期间,全县一大批轻手工业产品取得很大成绩。8月20日,中国新闻社刊载《广西平乐古镇轻工业生产蒸蒸日上》报道,介绍平乐工业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和“桂林山水牌”牙签、“野牛牌”蚊香等名优产品。1978年10月,组织工业学大庆工作组深入大冲纸厂搞试点,加强对职工政治思想教育,抓设备更新改造,抓企业管理,经济核算,抓安全生产知识和职工生活。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取得经济效益。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努力进行地方工业基础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但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忽视客观实际,忽视综合平衡,造成很大浪费,给后来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三、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农业机械的引进和推广
20世纪60年代各公社代表参观利用先进生产工具收割稻谷时的现场。
始于1956年,主要耕作机械有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割晒机、碾米机、排灌机、加工机械、运输机械等。1960年,设立拖拉机站,全县有拖拉机8台,到1977年,全县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762台。1964年,全县有排灌站18处,灌溉面积5200亩,1976年,全县拥有各种水泵249台,灌溉面积18660亩。70年代前,农业运输机械主要是肩挑手推,70年代起,县内农业运输始用手扶拖拉机、农用汽车。新型农具的推广和应用,对增产和示范教育起到了良好作用,其中,排灌机械的使用推广,对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起了重要作用。70年代后,政府加强农业机械化工作,建立和完善农机管理组织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1972年10月,成立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1972年设立农机管理站,对各公社农机实行指导和管理。还建立县农机一厂、二厂及各公社农机修配厂,使全县形成一定规模的农机修造工业。至1979年止,全县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投资总额100237万元,平均每亩耕地投资2845元。全县购买拖拉机补助款5934万元,加快农机推广速度。1974年成立农机校,每年都举办拖拉机驾驶员及柴油机操作手训练班,培训公社大队及国营单位拖拉机手。七十年代末,农业机械化进入一个较好发展时期。四、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县内大规模造田造地运动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当时,县委领导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蹲点,全县动员十万群众投入造田造地,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学习大寨人“开山劈岭、战天斗地”精神,全面贯彻“以粮为纲”方针,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搞开田造地和水利建设,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专业队常年施工与群众性突击相结合。每年冬春有上万人在农田基本建设基地开田造地、建中小型水库、引水灌溉渠道、排灌站、发电站等。1966年10月1日,二塘谢家水库动工,累计9700多人参加劳动,历时7年,总库容781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1万亩;平口水库为县内最大水库,库容量596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413万亩,对发展全县农业生产起到很大促进作用。1976年10月11日,装机容量8900千瓦的斑山尾电站动工,1978年12月10日,建成发电,效益很好。全县从1973年冬以来,造田造地113000多亩,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973至1978年,水利建设以“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为指导,五年时间建成中型水库一座、小(一)型水库二座、小(二)型水库24座,共计库容244287万立方米,灌溉面积19879亩。1977年11月28日,县委在斑山尾电站召开县委常委会议,讨论1978年全县计划粮食增产1500万公斤的主要措施和干部革命化问题,决定县直机关局以上单位60%干部到二塘谢家水库工地劳动,10%干部到平乐镇附近荒山开荒、挖山造“平原”,县直厂矿、企业单位职工到附城金山大队营造经济林基地,生产队干部实行半天劳动半天工作制度。
第六节文化教育等事业
的恢复和发展一、文化教育事业的初步恢复学校党组织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党组织活动完全停止。1970年,经过整党建党,县内中学和平乐镇学校党支部恢复,1979年,各公社学区恢复党支部。重塑正确的教育思想。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元月,召开25年教龄以上教师代表座谈会,广泛听取他们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各级各类学校通过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滔天罪行,把被歪曲和颠倒了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方针政策逐步纠正过来,重视发扬教育优良传统和经验,引导教育事业走上健康发展轨道,有计划地进行学制改革。改革学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学制要缩短”思想指导下,小学改“四二”分段制为“五年一贯制”;中学改为“二二制”(初高中各二年)。1978年秋起,平乐中学恢复“三三制”中学教育,此后,其他中学也陆续恢复“三三制”。调整中小学布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破坏,刮起一股“读高中不出公社、初中不出大队”风,忽视教育发展规律,不讲究办学条件,不顾经济承受能力,盲目大办中学。农村中小学下放到公社和大队管理,许多地方发动群众维修、扩建校舍、添置桌凳、扩大招生。据1976年统计,全县有高完中5所、高中9所,初中、小学附设初中点140个,部分小学还办有高中班(附城金山小学、沙子义和小学)。导致教学设备、教师紧缺,高中缺校舍、设备,就挤占初中的,初中缺教师就抽调小学骨干教师,小学缺教师就大量聘请民办教师(1976年达到1683人,占教师总数的56·7%),形成高中、初中、小学办学条件差,教师大多不合格,教育教学质量滑坡的局面。1979年10月全区农村普通教育调整工作座谈会后,县委认真贯彻落实会上提出的“压缩高中、调整初中、发展农中、加强小学”的方针。结合实情,调整中学布局,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1980年起,撤消大队小学附设初中班,改公社办高中为初中。20世纪70年代社员在进行农业生产。
平反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教师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校领导被扣上“走资派”帽子,不少人挨批斗,精神上受打击,肉体上受摧残,造成很多冤、假、错案。全县有21名中学教师和74名小学教师被迫害致死或无辜杀害。1979年,组织专案组人员,本着事实求是、有错必纠、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原则,复查审理学校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85宗,其他案件50多宗,先后给予受害者110人平反昭雪,被错划为“右派”214人得到改正,安排其中141人回教育战线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工作的给予办理退休手续。“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者,按政策给予家属抚恤金、埋葬费,在政策允许下安排47名子女参加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对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提高党的威望起到很大作用。恢复高考制度。“文化大革命”在破坏教育秩序同时,高考制度遭到废除。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12月,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县委成立招生工作领导机构,组织、指导高考工作,加大宣传,号召社会青年、高中或相当于高中和初中毕业生踊跃报名参加高考。据统计,1977年全县13个公社设有高考考场,报考人数5231人,录取高等学校专科学生34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85人;1978年高考报名5623人,录取专科学生44人,中专学生131人。解放后畜牧得到较大发展,这是社员大饲养生猪。
文化事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贯彻“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文艺创作,活跃文化生活,群众文化、艺术创作、文化经济开发、文化市场管理、文物、图书市场发行、电影等取得较好成绩。全县14个乡镇设立文化站,1978年将文化、图书分开,1979年增设文物管理所,恢复桂剧团和公社文化站,投资261万多元新建和扩建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影院、桂剧院、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广播站。县内文艺创作队伍主要由文化馆、文联专业创作人员和文联下属的文学、戏曲、音乐、书画、诗联等协会成员组成的业余创作队伍构成。舞蹈《送水》、桂剧《夺浆》分别获得桂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和创作奖,1979年,《补丁之歌》被广西电视台拍成电视节目。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普及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提出今后要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去,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组织,把城市部分医务人员下放到县以下医疗单位,充实农村医务技术力量。20世纪70年代,县委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县卫生部门对各公社的医疗卫生人员进行培训的情景。
1968年9月3日至18日,桂林专区卫生工作会议在平乐召开,决定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大队走“赤脚医生”道路。1969年,开始派医务人员下社、队搞合作医疗,大队办起合作医疗卫生所,农民参加合作医疗,至1976年,生产队卫生室有1407个,不脱产卫生员2490人,参加合作医疗265510人,占农业人口总数932%。在县卫生局设立合作医疗办公室,公社卫生院配有专职干部负责管理此项工作。农村合作医疗规定,凡加入合作医疗者,按规定交纳合作医疗基金,每人年02~12元,一年筹集一次,由个人和生产队集体负担;看病医药费由合作医疗报销30~100%;合作医疗医生报酬实行工分补贴,由生产队统筹解决。到八十年代初,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合作医疗机构解散。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落后现状,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急性病得到治疗,减轻了病人痛苦,挽救了不少病人的生命。合作医疗实行免费和半免费制度,大大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但由于当时社会整体医疗水平底下,农村“赤脚医生”水平不高,也出现过误诊现象,总体来说农村合作医疗给农村带来的利远大于弊。三、推广科学技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科研机构被砍被撤,陷入瘫痪状态,广大科技人员受压制、遭迫害,影响科技事业发展。1978年,科技工作开始恢复和发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由于“十年浩劫”影响,一些科技人员未从事科技工作,学非所用。1979年,通过落实国家对科技人员的各项政策,科技队伍中,因“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学非所用科技人员大部分回单位重用,提拔一批德才兼备、有一定组织能力的科技人才到领导岗位。1980年,根据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和自治区有关科技人员套改、验收、定职、晋升文件精神,全县经过考核和考试开始评定科技人员技术职称。此后,科技人员开始发挥作用,科研工作得以正常开展。开展科研活动。至1973年,在农业系统中形成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农科网。1973年12月至1977年,相继成立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农机研究所、中草药研究所。至1978年6月,全县共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676人,随着科技网络和机构完善,各项科研活动日暂丰富。重点抓杂交水稻引进、制种和推广,结合改造低产田、烂泥田,试行垄稻栽培,实现水稻矮杆良种化。开展科普活动。由于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作用日益被人们认识,广大农民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技部门、农业推广站一改过去门庭冷落状况,农民群众纷纷登门求教。科技部门编印《科技简报》、《平乐科技》、《科技参考消息》、《劳动致富》、《科技园地》等15种科技资料22万多份;办科技橱窗30多个;展出有关计划生育、种养业、工业等科技图片2万多张;放映科技片16万场,观众达570万人次,开展科普活动。第七节“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一、十年内乱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持续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路线严重泛滥、危害最大、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期,也是经验教训极为丰富时期。“文化大革命”长期动乱,一些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内乱给全县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灾难。人们思想混乱,物质生产损失巨大。据估计,工业停工停产损失210万元,“文革”专款费用12万元(接待费、串连费),武斗费用10多万元。全县无辜被打死、逼死1926人,仅1968年非正常死亡1858人。十年内乱中,坚持“一条正确路线”,纵使“三种人”人长期在台上,一些杀人有功者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反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招工提干、入党入团。全县参与杀人后提干118人,招为工人133人,入党364人。“文革”期间,只搞“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推行“大寨式”平均主义评工记分方法,批判商品化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1966年至1976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51%。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年至1975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再次出现比例失调,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583%。二、干部群众对极“左”路线的抵制随着“文化大革命”升级,各级领导干部遭批斗,全县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极为反感,以不同方式进行抵制和抗争。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随着运动深入,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夺权“靠边站”、被反复批斗。党员、干部和群众因抵制运动极“左”做法被说成是“逍遥派”或“保皇派”,受到歧视。但这没有压制坚持真理的群众,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批斗”一直保持着冷静态度,宁愿当运动“逍遥派”、“保皇派”、也要坚守生产和工作岗位。受爱戴的干部被批斗后,党员和群众暗地安慰,这种干部“劳动改造”,当地党员和群众予以关照,不让其干重活,安排好生活。在“解放”干部时,这种干部首先被群众“解放”。知识界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广大知识分子面临种种冲击,即使被下放,或遭送到农村“改造”,依然钻研业务,发挥各自专长,利用业务时间,为当地农民传播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医病治伤。“文革”中,小题大做,无限上纲,把社员在自留地上种一些瓜果、蔬菜出卖,自养母猪繁殖小猪出卖或多养一些鸡鸭、兔子出卖,被当成“新资产阶级分子”、“资本主义典型”批判;社员外出搞一些副业改善家庭生活,被当作“资本主义爆发户”批判,群众是很反感的。三、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1976年9月9日下午,毛泽东同志逝世。《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1976年9月,全县人民以各种方式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图为在县大礼堂召开的悼念大会会场。
广播后,县委及时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各单位党组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开展追悼活动。18日,县委在平中操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各公社同时设灵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参加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县干部职工在县大礼堂的悼念会场上宣誓,要用毛主席的遗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平乐。平中操场追悼大会的上万干部、群众、学生身着素服,臂戴黑纱,默哀致敬。19日,县里召开“继承毛主席遗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誓师大会”,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化悲痛为力量,创造出更好的工作成绩,表达对毛主席深情悼念和感恩之情。四、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活动。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消息传来,全县城乡一片沸腾,到处燃放鞭炮,机关单位连夜集会庆祝,尽情欢呼,表达对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拥护。1977年1月16日晚,县委召开20万军民批判“四人帮”滔天罪行大会,在县城设主会场,各公社、大队设分会场,声讨“四人帮”的反党篡权罪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是党在独立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误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类似错误的深刻教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产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党的各项工作必须服从或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这个中心。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就决定了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建立和完善高度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公民的民主意识;把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保证这些制度和法律的权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既要正确解决领袖与党和群众的关系,维护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禁止任何形式个人崇拜,又反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必须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认识工具,它所阐明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又不能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只能看成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错误是把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观点和设想加以误解和教条化,从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但是,他提出的指导“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错误理论和观点,当时全党是普遍接受的,即使有少数领导人看到了理论指导方面的错误,也没有力量挽回局势。这就证明,只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才能不断总结群众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表明,党成为执政党后,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这个中心,紧紧扭住这个中心,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广大群众法制观念,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四章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中国共产党平乐历史·第二卷
第四章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6年10月~1978年11月)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多时间里,县委紧跟党中央“抓纲治国”部署,率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肃清极“左”思想影响;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切实转变干部作风;着手纠正部分冤假错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文革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县委为全县各项工作全面好转作了种种努力,各项工作也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左”的倾向没有根本改变,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致使各项工作进展较为缓慢,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没有打开、正常秩序没有完全恢复,各方面仍处于徘徊观望、举步维艰地步。全县各项工作只能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与社会秩序的恢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县各领域在县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整顿社会秩序,为拨乱反正打下基础。一、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央领导下,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按上级统一部署,县委自1976年12月起分三个阶段揭批“四人帮”罪行。1977年1月16日晚,县委召开庆祝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大会,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会后,在全县掀起揭批“四人帮”高潮。重点揭批其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行;揭批其迫害毛泽东主席、陷害周恩来总理、反党乱军、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罪行;揭批其煽动武斗、破坏经济文化建设、破坏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罪行。批判中,根据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县委要求根据实际列出专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各级领导带头宣讲,采取大会批、小会批、口头批和写文章批相结合方法,联系实际,城乡结合,大张旗鼓地深入开展“一批两打”运动,广泛开展“学、讲、揭、批、查”活动,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联系起来,揭露其本质,肃清其流毒,澄清他们在理论上、思想上和路线、方针、政策上搞乱了的是非,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把运动不断引向深入,促进各项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县委要求抓住“四人帮”假“左”真“右”在全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流毒最广的问题,从敌我关系、干部政策、农村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带头揭批,带头拨乱反正。全县开展揭批“四人帮”活动以来,各单位、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召开大小批判会2805次,参加批判会的成年人44万多人次;办批判专栏2716个,写批判文章82万余篇。同时,把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整顿各条战线的工作和恢复国民经济结合起来进行,把机关整顿好,把厂矿、企业、公社、生产队、商店、学校整顿好,把各行各业整顿好。到1978年底,揭批工作基本结束,为拨乱反正打下基础。二、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活动1977年1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全县人民怀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县委召开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大会,深情缅怀周总理光辉战斗的一生和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根据中央、自治区党委要求,全县各工厂、公社、生产队、商店、学校、部队和机关等基层单位通过召开纪念会、座谈会形式,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对周恩来同志致的悼词、中央报刊纪念周总理的文章和周总理的革命精神,结合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同时开展纪念活动。各社队、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出版墙报、板报;县广播站和公社转播站以及水利工地播音室及时转播中央电台和自治区电台播放纪念周总理节目,组织干部群众写纪念周总理的文章寄送《广西日报》或县广播站;县电影院和各公社电影队组织上映悼念周总理逝世和周总理生前革命实践的纪录影片;县文化图书馆和设有橱窗的单位展出有关纪念周总理的照片等形式丰富的纪念活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全县广大群众充分表达了对周总理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的心情,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做好本职工作,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三、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各大报纸纷纷转载,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解脱,应该勇于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在全党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中央领导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逐渐成为思想解放洪流。从6月到11月,全国大多数省、市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文章,重申基本原理。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真正拨乱反正,县委于1979年9至11月,在全县组织学习《实践论》,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否定“两个凡是”。县委要求要本着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不要把学习讨论引导到过去,不要纠缠历史。在学习讨论中,党委、支部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各公社、各战线认真抓好典型,总结交流经验,把学习和讨论不断引向深入。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严重束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解决了全县当时拨乱反正中的关键问题,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调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速“四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四、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工作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践踏民主、法制,推行“打倒一切”、“全面专政”,不少人挨批斗,精神受到打击,肉体受到摧残,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978年11月25日至29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系统批判常委在1972年、1973年粮食“核产”、“反瞒产”和生产上搞一刀切、瞎指挥及1970年“四·一六”大清查、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等错误做法。为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1978年11月21至23日,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及右派分子摘帽等问题。12月,成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办公室”,纠正错划右派,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县委从各战线抽调干部40多人,对在1957年至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273名干部进行纠正平反;对错定为有“右派言论”而受处分的338名干部作了纠正,按政策作了适当安置。被开除公职的收回安排工作197人,给予生活困难补助176人,在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55户180人,办理农转非手续、落实政策。为327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或处分过重的平反或改变处分决定,为2500多名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改变成分,为276户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同时妥善处理了“文革”中的遗留问题和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为在“文革”中所谓“反共救国军”冤案而遭受迫害的282人恢复名誉;为在“文革”中被打死打伤的干部职工落实政策,对在“文革”中犯错误人员给予处分和判刑;为46名起义投诚人员进行查证认定。既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又解除了这些人的精神枷锁,为他们积极工作创造条件。1979年组织专案人员,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原则,对“文化大革命”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和对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复查审理学校历次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85宗,其他案件50多宗,先后给予受害者110人平反昭雪,被错划为“右派”214人得到改正,安排其中141人回教育战线工作,对年老体弱不能坚持工作的给予办理退休。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害致死者,按政策补给家属抚恤金、埋葬费,在政策允许下安排47名受害者子女参加工作。全面彻底地平反“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调整各方面关系,对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肃清“左”的流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全县的安定团结,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提高党的威望,推动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节恢复和整顿各职能机构一、党政机构的整顿和调整及各级领导班子的充实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县委及其工作部门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况。1968年4月,成立由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组建县革命委员会,行使党政职权。1970年9月,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同年12月,召开中共平乐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县委领导班子,恢复县委,其工作机构与县革委会工作机构共一套班子。1973年,县委工作机构开始从县革委会中分设出来,恢复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办公室合署办公,实行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同时恢复党校、组织部(兼管纪检工作)、宣传部、统战部。1976年成立农村部、工业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这一时期,各区党政机关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级党政机构相继恢复,1968年,各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行使党政职权。1970年,恢复和建立各公社党委。1976年底,县委有常设工作部门9个,辖l3个公社党委、2个矿(场)党委、1个党总支和330个党支部,党员7826名。1978年12月,召开平乐县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县委,恢复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9人,其中书记1人,副书记2人。1979年撤销农村部、公交部和财贸部,县委农村部改为县革委农业办公室,县委公交部改为县革委经济委员会,县委财贸部改为县革委财贸办公室。此后,县委、县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逐渐成立党组和支部委员会,党的各级机构得到完善。县政权组织与党组织一样,从1967年1月以后,县人民委员会及其工作部门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同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乐县人民武装部首先对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全县工作。1968年2月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同年4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行使县人民政府职权。次月,县革委成立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和保卫部,替代原县人委工作部门。1970年10月恢复战备办公室。1972年4月恢复工业局、交通局、商业局(含供销社业务)、财政局、粮食局、农林局、农机局、水电局、物资局、文教局和卫生局。12月恢复中国人民银行平乐县支行。1973年3月恢复体委,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次月成立轻工业局,5月恢复县人民法院,9月将邮政局与电信局合并成立邮电局。10月撤销县革委四大组及下属各小组,恢复办公室、计委、公安局和税务局,成立工交办公室、农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和民政劳动局,11月恢复科学技术委员会。1974年7月撤销农林局,恢复农业局和林业局。1975年3月撤销科委,成立科学技术局,7月撤销民政劳动局,恢复民政局和劳动局。1976年5月,恢复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基本建设局,7月撤销工交办、农业办和财贸办,改组为县委工交部、农村部、财贸部。1978年,恢复县人民检察院。下级政权组织与县级政权组织一样,1967年1月以后,各区公所亦瘫痪。同年3月,各区人民武装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领导本区各项工作。1968年,各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行使区公所职权。是年11月,进行区改社,各区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增设长滩和福兴两个公社革命委员会。1970年各公社党委恢复后,党委书记均兼任公社革委会主任。1976年10月,县革命委员会有常设工作部门25个,辖13个公社革命委员会和131个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新时期政权建设方面,1980年分别召开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人民政府和公社管理委员会。至此,党政机构的整顿和调整基本完成。二、群众团体的恢复和整顿各级群众团体组织同党政组织一样,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遭到冲击和破坏。l967年1月,继党政组织瘫痪半瘫痪后,各级人民群众团体组织完全瘫痪。1968年4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在县城举行,产生“贫代会”、“工会”、“红代会”。1968年5月,县革委成立办公室群众工作组,行使各人民群众团体职权。1970年7月撤销县革委办公室群众工作组,成立县革委政工组群众工作小组。1973年6月恢复县、社、队贫下中农协会。10月恢复县总工会。此后,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相继恢复。1969年秋,县革委成立整团建团领导小组,对全县共青团组织进行整顿和恢复。到1972年,恢复和建立13个公社团委、4个团总支、222个团支部。1972年11月县委决定成立筹建团县委领导小组,次月恢复团县委。1970年冬,县革委开始对全县妇联组织进行整顿和恢复,到1972年,恢复和建立13个公社妇女委员会,131个大队妇代会,11月恢复县妇联。1979年10月,恢复县科学技术协会。此后,县内群众团体组织在县委领导下进行机构改革,根据形势需要,进行调整和充实。三、整党整风在批判“四人帮”斗争中,全县各级党组织认真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开展以整党整风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抓纲治国”的各项任务,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1977年5月17日至6月6日,县委根据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整党整风的部署,围绕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结合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规模地集中整党整风。这次整风的重点是思想整顿,重在教育党员和干部,抓住思想交锋这个环节,在领导班子内部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针对县委在方向路线、作风、干劲、团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大胆地揭发、严厉地批评。通过学习文件、揭矛盾、摆问题、评路线、定措施、抓落实等活动,消除误会,找出差距,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整顿领导班子,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存在的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不纯问题,把被“四人帮”破坏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使每个党员都能够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从根本上纠正过来。县委在整顿思想基础上,还在有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大队党支部、部委办局和厂矿基层单位、十三个公社和一个农场党委也进行整党整风。通过摆事实、揭矛盾、批“四害”、查流毒、谈危害、表决心,使各部门、各公社(场)党委进一步端正路线,明确方向、树立信心、鼓舞斗志。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整党整风。通过这次整党整风,使全县党员干部认清“四人帮”对党的破坏的严重性,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解放思想,增强党性观念,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整顿党的组织。1978年10月18日至28日,县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地委关于整党整风的部署进行整风,广泛收集意见、认真学习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交心通气、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认真搞好整改,重点解决县委常委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领导作风上存在的问题。这次整风,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县委真正成为带领全县党员和革命群众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达到在1979年实现“抓纲治国”大见成效的目的。第三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
的恢复和发展经过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解放,精神振奋,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全县出现人心思治、人心思干、人心思上的大好局面,工业、农业、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取得较快发展。虽然党和国家处于徘徊的局面,但人们已经在前进中看到了希望。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揭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左”的思想影响,这次大会没有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一时期,经济工作中出现急于求成的倾向。由于这些原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时间里,党和国家的工作处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平乐也和全国一样,粉碎“四人帮”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中,县委执行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坚持把揭批“四人帮”斗争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农村政策,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转变工作作风,较好地调动全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城乡上下出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国民经济得到发展。至1978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由1976年的7555万元增加到8933万元,增长1824%。由于工农业生产较快增长,财政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但1978年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给经济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工业和交通业的恢复和发展在工业生产上,工交企业广大干部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取得很大成绩。1966年至1978年,先后投资193831万元新建县磷肥厂等国营工业企业14家,改建和扩建原有国营企业,恢复大源煤矿,同时将集体所有制的县供销社酒厂、县染织厂和县制药厂转为国营,先后建立蚊香厂、牙签厂、玻璃厂等一批集体工业企业。至l978年底,全县工业发展到139家,比1967年增加85家,有干部工人9016人。工业产品日益增多,不断创新,主要产品达90多种;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出口换取外汇产品增多,如“山水牌”牙签、胱胺酸、木制家具、“野牛牌”蚊香、锰矿石等产品,出口畅销国外。1978年出口牙签886万磅、胱胺酸183吨、家具2433件、蚊香7297万盒。1980年生产出口厂家有8个,出口工业品种上百个,出口额达362万元,占工业总产值9%。县制药厂生产的胱胺酸获得自治区1980年优质奖,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信誉,县农药厂生产的杀虫眯、航运化工厂生产的三十烷醇,对发展农业生产作出很大贡献。到1979年底止,有社队企业196个,从业人员6136人,工业产值662万元,总收入74041万元,比1976年增长4756%,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1563%。1977年4月,国务院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后,各企业纷纷制定实现“大庆式”企业规划。规划目标归纳起来就是六条标准:一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三是有一支能打硬仗,具有“三老四严”革命作风的职工队伍;四是坚持“四参一改三结合”原则,有一套依靠群众、符合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体制;五是在技术革新方面不断有新成果;六是坚持“五·七”道路,工人以工为主,兼学别样。为实现目标,县委、县革委通过召开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评比表彰先进来推动工业学大庆步伐。全战线“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革命比赛广泛开展,广大职工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认真贯彻《工业三十条》,搞好企业整顿,狠抓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在缺煤、缺电、缺原材料情况下,工业生产仍然有新发展,产品、产值和利润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消耗不断下降,扭亏增盈取得新成绩。1978年工业总产值387472万元,分别是1966年98644万元和1968年7747万元的39倍和5倍,创造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方面,1977年在河水枯浅、运力不足情况下,公路、水路运输超额完成任务。汽车货运量完成20350万吨,比1976年增长2877%,周转量完成123948万吨公里,比1976年增长3825%;客运量完成3926万人,比1976年增长21%,周转量137035万人公里,比1976年增长11%;水运完成货运量6922万吨,比1976年增长2%,周转量完成98778万吨公里,比1976年增长13%。民间运输有新发展,货物装卸量完成2219吨,比1976年增长11%。改建柳鹰公路(国道323线)县境段,路基宽12米,路面宽7米,最大纵坡85%,最小平曲线半径40米,铺成沥青路面,为三级公路,昼夜通车量1360车次;修建完成龙窝至大扒和平乐至福兴公路。至1979年底,县内公路225公里,比1967年增长461%,实现社社通汽车,全县131个大队有101个通车。新建渣油路,铺好底层41公里,路面铺张17公里,封曲层37公里。1978年完成平乐至源头柏油路,获自治区表扬。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在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平乐虽然受极“左”思想影响和干扰,造成了一些错案,但在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造田造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排除“四人帮”干扰,以大寨、昔阳为榜样,学习大寨人“开山劈岭,战天斗地”精神,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和“以粮为纲”方针,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搞开田造地和水利建设,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专业队常年施工与群众性突击相结合,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1976年12月,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县委提出“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两年大见成效,在1978年把平乐建成大寨式的县”口号,作出分期分批将全县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社、队规划。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实行“抓纲治国”方针,以批修批资促大干,掀起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带动粮食和多种经营发展。规划公布后,各公社相应制定实现目标措施。为加强领导,县委组织“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深入农村,在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野马副业”人员同时,加大农田基本建设投入。二塘人民公社高桥大队在“文革”后造田造地2000亩,粮食增产89万斤。全县以二塘公社高桥大队为榜样,掀起大规模“农业学大寨”造田造地运动。当时,县委领导深入农业第一线蹲点,四级干部上阵,全县动员十万群众投入造田造地工作。到1978年,全县共新造田地11万亩(其中造田5.1万亩,造地5.9万亩),平均每年新造耕地2.2万亩。由于田地面积显著增加,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粮食生产飞跃发展。为改变全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促进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1977年社会粮食总产量2468090担,比1976年增长1157%,创造历史最高纪录。1978年发生严重水灾、旱灾和虫灾,社会粮食总产量仍获得2401596担好收成。由于过分强调“以粮为纲”,农业发展不全面不平衡,忽视了多种经营,只有生猪、烟叶、木薯等发展较快,粮食高指标,人力、物力、财力都基本投入粮食生产上,很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被粮食挤掉了,林、牧、副、渔各业占农业总产值比例较低,影响了农民的收入,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796元。由于造田造地毁掉一批森林,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水土流失,给县内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良后果。一些田地由于缺水或不便耕作,无法种植作物。1980年以后,转为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二、社会事业的发展科技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分管科学、教育方面工作,以科教为突破口,对科学和教育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意见,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科教战线出现了全新面貌。特别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同全国一样,平乐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到1980年9月底,提拔74名科技人员担任县直单位和公社领导,用非所学的专业人员调整归队14人,授予和晋升106名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科学技术协会恢复活动,科技队伍进一步扩大,全县有科技人员604人,成立科学技术协会,共有会员119人。至1977年相继成立县林业科学研究所、农机研究所、中草药研究所。至1978年6月底,全县共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676人,其中在全民所有制单位615人,在集体所有制单位61人。1979年县成立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配备技术干部2人。至1980年全县开展科研项目47项,其中取得较大成果的有19项。如甘蔗中耕机用于大面积秋甘蔗中耕除草,板栗矮化,胱铵酸、半胱铵酸名贵药品和氧化镁化工产品从试产到成批生产出口,井岗霉素防治水稻纹枯病,三十烷醇广普性植物生长刺激素,杉树良种选育,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骨髓炎,推广水稻肥料深施和水稻广选一号、团结一号、杂优品种,以及长白猪种、远红外干燥技术推广应用,都取得良好成果。群众性科研活动广泛开展,到1979年,全县有1244个生产队建立农科组,工交、财贸、卫生等战线的“双革”小组和科研组有66个。科研工作的发展,对促进全县工农业生产、支援出口和增进人民身体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粉碎“四人帮”后,全县教育战线较其他行业率先扭转方向,停止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联系教育战线实际,“抓纲治教、抓纲治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宣队撤出学校。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教育事业重新出现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局面。1977年后,学校工作重点放在教学上,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恢复测验和考试制度,中小学期考由县教研室命题,全县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评分标准。各学校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中(小学)教学计划和中(小学)教育条例,全县中小学教育质量逐步回升。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后,教师重教、学生重学慰然成风。同年12月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大学、中专同时统一考试,由自治区拟题,县统一组织考试,地、市组织评卷”;“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全县范围内大力宣传恢复高考制度,号召社会知识青年,高中或相当于高中以及初中毕业生踊跃报名参加高考,县教育局成立招生工作领导机构,组织、指导高考工作。次年恢复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初中毕业生参加桂林地区中专、高中统一考试,由招生委员会统一分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耽误的中学毕业生纷纷参加高考补习、报名参加高考。1977年,全县13个公社设高考试场,报考人数5231人,录取高等学校专科学生34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85人;1978年高考报名人数达5623人,录取专科学生44人、中专学生131人。1981年高考执行预选考试制,大量社会考生参加高考基本告一段落,参加高考以在校应届高中毕业为主。粉碎“四人帮”后,农村社队大办幼儿园,幼儿教育发展迅猛,全县幼儿园增至646所,入学幼儿达16350人。1978年起逐步缩减幼儿园,各公社小学逐年办起学前班。适龄儿童入学率不断提高,普及教育发展较快,当年全县适龄儿童44104人,入学42768人,占9697%。同年,县内复设重点中、小学校,确定平乐中学为县重点中学,平乐镇一小定为城镇重点小学,沙子小学为农村重点小学。是年秋起,平乐中学首先恢复“三三”学制(即初中、高中各三年),随后,其他中学也陆续恢复,各中学均使用全国统编教材。教改方面,提出“抓好基础知识、基本训练”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要求,多层次开展教研活动,中学采用幻灯、电影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德育方面,各中学以培养共产主义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及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思想为品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崇尚科学的精神。教师培训方面,至1978年底共办师训班9期,培训教师426人。开展扫盲和业余教育。1975年全县有政治文化夜校1522所,学员86166人,其中有扫盲班175个,参加扫盲学习3653人,至1978年达90077人,有6个公社基本扫除文盲。1979年,政治文化夜校自然消逝,成立“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配备专干2人,公社教育组配备业余教育专干1人,各大队亦相应成立业余教育领导小组,开展农民业余教育,以传授各种专业技术知识为主。职工业余教育得到恢复,1970年各部门、各单位办起政治文化夜校,1978年秋停办,1979年恢复平乐县中师函授学校。但是,中小学的布局尚未得到调整,普及小学教育未引起足够重视。从1976年到1978年,高中在校学生增长189%,初中在校学生增长255%,而小学在校学生却减少109%。1979年后调整中小学设点布局,全部撤销小学附设高中班,逐步裁减撤并小学附设初中班。1980年起,调整中学结构,撤大队小学附设初中班、高中班,改公社高中为初中。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保持在90~95%,体育达标率逐年上升。到1980年上学期,全县有中小学校153所,小学教学点453个;中小学教师3309人,比1967年增加2088人;在校学生由1967年的27460人增加到72976人,增加167倍。由于民办中小学校剧增,民办教师增多,1978年民办教师达1891人,占全县教师总数595%。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面。1977年继续发动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197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要求“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小城镇和一般县城非农业人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由本地区自行安排”,上山下乡运动得以告息。卫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76年,全县各级卫生部门在深揭深批“四人帮”同时,大搞农村卫生革命,组织卫生革命宣传队,分六批对大队合作医疗和12个公社卫生院进行整顿,使广大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受到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巩固和提高合作医疗。揭批破坏合作医疗和卫生革命的阶级敌人11人,游医药贩111人;对大队干部和赤脚医生贪污挪用合作医疗基金作适当处理。生产队卫生室增至1407个,不脱产卫生员增至2490人,每个生产队有不脱产卫生员1至2名,其中有女的一名。全县参加合作医疗265510人,占农业人口总数932%。赤脚医生队伍不断壮大,由353人扩大到410人。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预防接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如菌痢、麻疹、百日咳、传染性肝炎、流感、小儿麻痹症等季节性传染病,比1975年大幅度下降。中西药结合和医药科研有新发展,全县40%的医生能使用中西两法医治疾病。经过反复试验,成功研制出“红背丝绸”注射液。1977年,重点抓住防治蛇伤和“平乐蛇伤”的医药科研。利用“天然药库”大力采种制用中草药。各公社卫生院积极开展外科和难产手术,普及新医正骨疗法,解决群众防病治病问题,尽量做到不上送或少上送,使公社卫生院真正起到农村医疗卫生基地作用。1978年,依靠群众克服各种困难,抓好农村合作医疗和生产队卫生室网点建设。为保证合作医疗经费开支,各大队卫生所办1~3个种药基地和小药厂,走“以药养医”道路,减轻农民负担,合作医疗越办越好。社员在本大队看病药费报销比例逐年增加。附城公社马渭大队卫生所1976年办起药场种植草药后,积累基金2500余元。大队社员在本大队卫生所看病,药费全额由卫生所负担,送上级医院治疗者,由大队卫生所报销40%。1980年全县有105个大队合作医疗卫生所,325名大队医生。全县开展血丝虫、钩端螺旋体、妇女病、儿童病的普查,乙型脑炎、白喉、麻疹等发病率控制在上级规定标准内,血吸虫病治疗有6个公社达到国家规定控制标准1%以下。全县医务人员、病床、大型医疗器械不断增加,1979年与1967年相比,医务人员增加319人,病床增加155张,X光机增加15台。农村合作医疗从无到有,经过整顿,不断发展巩固。积极开展计划生育、晚婚和妇幼保健宣传教育。全县各生产队普遍建立“大嫂子”队长,大批育龄夫妇采取节育措施,实行计划生育。1976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5年的1911‰下降到167‰。1977年,按“晚、稀、少”,一对夫妇两个小孩、隔4年再生一个要求,做好节育措施的落实。晚婚以女方为主,农村在23岁以上,城镇、机关、厂矿在25岁以上。1978年至1979年,全县广泛深入开展宣传计生教育活动,落实人口规划,提倡生一胎,控制二胎,杜绝第三胎。在加强计划外生育手术,对计划外怀孕采取补救措施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放环3138人、结扎149人,刮宫2326例,引产872例,与上年相比,少增加人口319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765‰下降到164‰,净增人数由5751人减少到5312人。1976年至1977年实现两年普及新法接生规划,大力培训接生员,平均每个自然村一名,边远山区每个生产队一名。全县新法接生率达95%,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控制在1‰以下。1977年,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做好妇女、儿童病普查普治工作,搞好季节性传染病预防工作,开展妇女“五期”劳动保护工作,加强女青年经期卫生宣传,协助教育部门在中学上好青春期卫生知识课。认真贯彻国发(1975)121号文件精神,建立健全妇幼卫生机构。公社卫生院设妇产科、计划生育病床和专职妇保干部,大队合作医疗设妇产室,每个大队都有女赤脚医生,同时搞好培训工作。文化、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使新闻广播、文化事业刚呈现出好的势头便遭到扼杀。全县7个公社转播站停播5个,1969年后逐步恢复和发展。1972年后文艺创作开始恢复。1974年发掘银山岭春秋战国时代古墓群165座,出土文物1400余件,上送自治区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1200余件。1978年开始将文化、图书两馆分开,1979年发行图书1024万多册,比1967年增加296倍;图书馆和图书室藏书量达到22万多册,比1967年增加8万多册。同年增设文物管理所,恢复桂剧团和公社文化站。十三个公社都建起文化站,经常开展活动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有97个,有业余文艺创作骨干59人,业余作者发展到400多人,创作和演出一批受群众欢迎的文艺节目,有3个节目获得地区奖励。电影事业进一步发展,1979年底,有电影院和放映队54个,大队民办队41个;同年建成电视差转台,拥有各种电视机80台;13个公社、131个大队、1353个生产队、44421户家庭通广播,安上喇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打下基础。“文化大革命”中,体育事业受到冲击,体育场地、设施遭到破坏。1972年9月,恢复体委,各公社、系统间篮球比赛迅速兴起,时全县有业余篮球队821个、排球队12个、乒乓球队154个、田径队15个、游泳队8个、运动员13938人。各公社所在地都建有篮球场,其中二塘、张家、源头等地还建有灯光球场。农村有“四合一”运动场(即运动场、晒谷场、会场、民兵训练场)1021个,普及面最广的是青龙乡,有40个自然村自筹资金建有运动场所。恢复中学生运动会。1975年,学校体育设施随学校体育工作加强而有所发展,中小学校有体育场地239个。1976年后,农村体育蓬勃发展,坚持体育与生产劳动、民兵训练、卫生工作相结合,增强农村广大人民群众体质。高桥大队结合农业学大寨,抓群众性体育活动和小武术队,开展经常性武术活动,高桥小武术队还帮部分公社中小学培训武术骨干500多人,在假日深入工厂、水利工地、公社附近农村为工农兵表演。各公社每逢节日都举行文艺、武术表演,全县在春节期间举行体育、文艺汇报检阅表演。农村妇女打破旧习俗,参加游泳、打篮球较普遍。农村学校普遍开展广播操、跑步、游泳、拔河、武术、举重、篮球、排球、乒乓球、投弹、幼儿操、田径、象棋等活动。许多单位和学校自己动手,勤俭办体育,自制许多体育器材,解决经费紧缺问题。县业余体校增加武术训练,在二塘中学举办两期武术骨干培训班,为全县160多个中小学校培训180多个骨干教师,同时各中小学亦开办武术班。中小学校“两操、两课一活动”比较正常,部分学校试行“体育锻炼标准”。全县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县少年女子篮球队获地区运动会先进集体奖;田径队获地区先进集体单位奖;县手球队获代表地区参加自治区手球比赛;游泳、乒乓球等项目也取得较好成绩。1978年后学校《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指导学生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和运动技能,学会科学锻炼身体方法,养成经常锻炼习惯,逐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学生《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活动初步开展,1980年逐步推行,促进青少年身心键康。在广泛开展群众业余体育活动基础上,体育技术水平不断提高,1980年有一人破自治区青少年手榴弹纪录,有六人破地区项目纪录,向自治区、地区输送17名运动员。附录中国共产党平乐历史·第二卷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具体政策、
粮食工作等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根据中央和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若干规定(草案)、中央关于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利下放;三级核算,各记盈亏;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若干具体政策、粮食工作等问题,作出如下各项补充规定,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依据。附录中国共产党平乐历史·第二卷一、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人民公社是在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因此,在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时,必须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具体的说,在我县基本上是一九五八年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的原则上不再划小;对于原来少数规模过小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它为基本核算单位对于发展生产不利,再经过与基层干部群众商意后,合并到附近经济条件大体相同的生产大队(原来的高级社)中去。在生产队之下,可以组织生产小队。小队的规模一般以20户左右为宜,过小或过大都是不妥的。有些人民公社,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过多,公社对它们的领导感到不方便的,可以在人民公社之下建立管理区。但它们只作为公社的派遣机构,协助公社领导生产大队,而不是一级核算单位。根据人民公社可根据本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多少和便利领导的原则,在人民公社之下建立若干管理区,一般的以6~9个生产大队建立一个管理区为宜。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职权范围:(一)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1.根据政社合一的原则,保证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令的贯彻执行。2.统一制定全社的远景计划和年度计划。3.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经营和管理不宜于分散经营的全社性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信用、林业、畜牧业、水产以及其他经济事业。4.举办和管理全社性的水利工程和其他基本建设。5.统一管理大型农业机械和大型运输工具。6.保证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和上缴任务。7.统一地合理地制定全社的分配计划,安排和调剂全社的公共积累和公益金。8.根据按劳分配和承认差别的原则,制定工资和供给的标准,并且进行必要的合理地调节。9.根据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统一规划和有步骤地举办全社性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并且领导各个生产大队的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10.在节约劳动力和首先保证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原则下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事业所需的劳动力。除国家规定的义务劳动外,对于各种临时工人,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给以报酬,劳动所得应当按照合同规定,付给劳动者本人和生产队。(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职权范围:1.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除了按照规定缴纳国家税收和向公社交纳由公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以外,其余部分全部收入,归本单位所有。2.在本单位的收入中,除去按照公社规定的工资和供给标准进行分配,除去生产费用和其他各项开支以外,多余的部分,应当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和奖励,并且可以按照公社规定的比例进行必要的适当的积累。3.本单位的农村产品,在保证完成国家的统一收购计划和按照规定留足自用部分后,粮食的多余部分,可以多卖或自行储备;猪和其他副食品的多余部分,可以鼓励多卖,供应城市。公社和生产大队之间,队与队之间,产品需要交换的时候,应当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买卖。4.当年的生产费用和小型的基本建设投资,由本单位自行筹集,对于底子薄,困难多的单位,由公社给予必要的补助。5.根据公社的计划,对于本单位的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和技术措施,进行具体安排。自保证完成主要农作物的种植计划和产量计划的条件下,对于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本单位有机动权。6.举办和管理本单位所需要的农具厂、土化肥厂、砖瓦厂、缝纫制鞋厂和粮食加工等小型工厂。同时可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组成和经营宜于分散经营的各种副业生产和农村产品加工生产。7.按照公社规定,经营所需的林业、畜牧业、水产和其他经济事业。8.举办和管理小型水利和小型水电站。9.负责办好本单位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小学校、各种业余学校、卫生保健站等等公共福利事业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10.保证国家和公社的劳动力的调配计划的执行,负责本单位的劳动管理,在队与队(或管理区)之间进行协作的时候,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换工或者由用工单位付给工资。(三)关于生产队的职权范围:1.经常不断地对社会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2.保证完成向生产大队承包的各项生产计划的原则下,在劳力、财力上有一定的机动权。3.超额完成大队的三包计划的,超产奖励部分的现金实物自行支配。4.负责小型家具的管理、使用、添置和修配。5.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在不变动队的总工资额的原则下,适当调整社员之间的工资。6.社员的各种公共福利事业的管理。7.在公社和大队的统一安排下,负责本队劳力的使用和调配。8.管理多种小型的基本建设。三、关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问题:(一)关于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核算问题:1.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任务,除去应积极地领导好各个生产大队的生产,做好全社的生产和分配计划,办好全社性的文化福利事业,以及不断地向全体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等之外,在经济方面所管理的范围主要是:①办好公社自己直接所经营的企业(如工厂、矿山、大片森林等)和事业(如学校、福利事业);②正确地掌握和使用自己的资金和积累。以上两项,均由公社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人民公社除按规定,每年从各生产队取得上交的公积金、公益金外,不再在各生产大队无偿的取得任何产品和现金。人民公社因发展生产和其他的需要,必须从各生产大队挑拨一定数量的产品和物资时,一律实行等价交换。(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核算问题: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础和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除负责全大队范围各种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劳动力的调配和使用,文化福利事业的领导等,在经济方面负责全生产大队范围内的各种生产资金的投放和筹集,国家征购任务的完成,社员口粮的供应,工资的发放等方面的责任。所有这些,都由生产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三)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核算问题:生产队是人民公社进行生产的基层组织,它的主要任务,除了具体地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外,在经济方面应负责:①正确地分配和使用从三包超产部分中所得的粮食和现金;②正确地分配和使用自己生产的节余部分,超额完成大队所安排的副业生产任务后的分成部分和奖励部分。所有这些,生产队进行自己的核算。③生产队对自己所得的超产部分的奖励,可以按照劳动日分配各社员,也可以做发展小型副业生产和改善社员生活之用。四、关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分配问题生产大队的收入分配,在1959年,上缴国家的农业税,大约占生产大队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左右;上交人民公社的公积、公益金大约占生产大队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留作生产大队的生产费用(包括行政管理费在内,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千分之五)大约占生产大队总收入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左右。留作生产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大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以上四项总计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其余百分之六十左右全部作为社员的消费。根据上述分配的结果是:上交国家和人民公社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留作生产大队的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留到生产大队的部分中,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左右用作公社公共积累和生产费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用作社员的消费。每一个生产大队,应该根据人民公社的统一规划和自己的实际收入情况,具体规定出社员一年的消费水平(包括粮食供给和消费部分)。其中工资部分所占的比例力争超过百分之五十。支付了社员的工资和扣除了社员的口粮部分以外的多余部分,不管是粮食或现金,完全由生产大队自己支配。余粮可以作为生产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卖给国家。社员工资报酬的计算方法,坚决贯彻执行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在方式方法上可以多种多样;死等级活工资;底分活评;按件计工;小包工等方法。生产大队对自己所属的生产队,应该实行三包和超产奖励制度,在包产部分以内的,由生产大队统一分配。超产部分的大部归生产队,小部分归生产大队。在分配问题,应该是社员生活、国家、社的积累三者全面照顾,统筹安排,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不断地改善和提高广大社员的生活,使90%以上的社员都能够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对于国家和公社的积累亦同样的给以足够的注意。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权下放的问题根据“分级管理,权利下放”的原则,人民公社应该把自己目前直接集中经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企业、事业下放给生产大队去经营。一般的说来,较大的不宜于分散经营的生产事业,应该归公社所有和经营,宜于分散经营的应该坚决下放给生产大队去经营,收入归生产大队所有,有一些生产事业还可以采取社有,委托生产大队经营的方法,应该给生产大队多少报酬,由公社和生产大队民主议定。第一、关于森林、油茶、竹林、果园等问题的处理1.根据我县情况,除了个别较大的森林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为了便于生产和管理,可采取“社有队管”的方法。分配方法是:森林、竹林的砍伐任务经社批准。公社付给大队工资,木材、竹材价款归社,林下产品收入归大队所有。2.除个别较大的森林外,其余的森林、油茶、油桐、果园全部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收益归大队。3.社员屋前屋后的零星果树均归原社员私人所有,但每户社员一般一至三株,最多不超过三株。4.除人民公社应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造林事业外,各生产大队也应发展林业。这些林业应归大队所有。在社员自己屋前屋后新栽培的林木,归社员自己所有。5.在工业方面,有些较大的厂(如大的农械厂、造纸厂、被服厂等)主要由公社单独经营,但生产大队根据自给的需要和条件亦可举办和经营。有些厂(如砖瓦厂、石灰厂、肥料厂、熬酒、副产品加工厂等)应完全由生产大队经营。6.除了较大的养猪场由公社经营外,大队或生产队都应该有自给的养猪场,收入归生产大队所有。六、关于生产资料和物资调拨方面问题的处理:1.公社化以后,在建设生产大队的时候,由于统一经营方便管理而调整的耕用区(土地)一般不再变动,仍由所在生产队继续经营。个别不合理者可进行个别适当调整。过去公社在各个生产大队之间互相调整的耕牛、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应根据当时情况进行清理,或由使用的大队付予价款;或将原物退回原来的大队。如有死亡、丢失、损坏等情况。原则上应予赔偿和修理,价款由双方面谈。2.公社化以后的各项账目无论是公社向大队或大队与大队之间的无偿调拨的产品或现金,应予一律承认,并组织专门小组逐步清偿。清理这些账目的原则,应本着“大公平,小不争,团结互助”的精神处理。3.公社由大队调的实物和现金或公社向生产大队支付的现金和实物,以及生产大队应该向公社交纳的公积金、公益金,均由公社向大队进行清理结算。结算之后,有余的退还,不足的补足。4.各大队之间互相调拨粮食、生猪、家禽等,凡是由公社调配拨的,公社负责清理结算;各大队自行调拨的,由各大队自行清理核算。5.商业部门直接收购的各个生产大队的猪、牛、鸡、鸭、鱼以及其他农副产品,均按牌价付予现金。6.社员入社的猪、鸡鸭等,过去已经作价的,应按作价付款,没有作价,应进行作价清理。凡是公社直接经营的,由公社负责偿付。由大队经营的,由大队偿付。如一时不能偿付的也要向社员讲清楚,分期偿付。7.食堂借用社员的家具、桌椅等等,分记在社员名下,其所有权归私人。社员的房屋仍为社员私人所有,大队、生产队食堂如需借用时,征得本人同意予以借用。借用期间的修理费用,由借用单位负责,社员的房子已经拆除而致社员居住发生困难者,应由大队,生产队妥善予以安排。8.社员的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应允许社员私人在保证完成基本劳动日之后饲养鸡、鸭、猪等,其收入归社员私人所有。社员在宅旁种植零星树木,永远归社员私人所有。七、关于粮食工作问题:1.在今后各大队的粮食归大队自己处理,不得无偿调拨。过去已调拨粮食,由公社向各大队结算。2.各生产大队过去由于害怕上级无偿调拨隐瞒了产量的,一律不算本位主义的错误。现在报出的粮食在留足口粮、种子并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均由本队自行处理,可以做为本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经过公社批准酌量提高本单位的用粮标准。3.在未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单位,如果确有余粮,应该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对于确有余粮,而不积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的单位,应认为是本位主义。4.少数增产少的单位,粮食如果确实不多,应当首先安排好食堂的口粮,有余粮再卖给国家。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确有困难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征购任务,确实口粮不足的单位,经公社查明,国家按口粮标准予以统销。5.各生产大队之间,由于生产条件不一,生产好坏有差别,过去用粮标准不同,应该允许各大队之间的口粮标准有所差别。6.公社应检查监督各生产大队办好公共食堂,建立食堂的领粮、用粮和管粮制度。食堂用粮可以采取“以人定量,按户包干,粮存食堂,月终结算,节约归户”的办法。7.从现在起购粮的价款应直接交给生产大队。国家的粮食、商业、银行部门,不要扣抵债款,公社也不要截留。8.社员个人所有的粮食,自愿出卖给国家者一律欢迎,不论新旧,不查来源,现金交易,谁卖谁得,9.今后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的粮食,要严格执行分仓管理的制度。八、关于劳动力的分配和使用问题:1.必须认真克服过多无偿劳动和滥用劳动力的现象,农村劳动力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应当把重点劳动放在保证农业生产上,用于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一般不应低于农村现有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工业、交通、运输、服务与其他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2.公社和大队的行政管理人员,一般应占全队总人数的千分之三左右。3.今后队与队,社与社之间的劳动协作,必须贯彻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办法是:(1)记工还工;(2)被协作单位付给工资。4.人民公社一律不准建立脱产的文工团、体育、民兵队等,凡已经组织起来的,一律回原队生产,改为业余活动。5.人民公社的各种红专学校等一律改为业余学校,农忙生产,农闲学习。6.人民公社的民办中学和小学,应采取各种办法整顿或改为业余学习或维持原状,由人民公社决定,但超龄的(中学一年级十七岁以上),应动员回队生产。九、关于城镇人民公社问题:1.在城镇和较大的圩镇,应当由各行各业在小集体的基础上,组织联合人民公社,由各行各业向联社交纳一定的公积金,由各行各业进行单独经营,自负盈亏。2.一般的圩镇,不组织城、乡那样的联合人民公社,各行业可组织专业小组或队,加入当地的人民公社,进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并向公社交纳一定的公积金、公益金。3.城镇联合人民公社中和圩镇的专业组(队)均不搞伙食供给制,仍按公社以前的各行各业的分配方法进行分配。4.不搞伙食供给制,但可以由联社办公共食堂,谁吃饭谁拿钱。
1959年3月30日
平乐县二塘公社和平大队以生产
队分配大包干试点情况调查材料县委、地委、区党委:现将二塘公社和平大队以生产队分配大包干的情况的调查材料一份送上,请审阅。二塘公社和平大队,于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到十一月十五日进行了以生产队分配大包干试点,区党委霍秘书长和县委包书记率领工作组亲自掌握。全队228户,936人,田889亩,地162亩,主要劳动力341人,附带劳动力83人,组成14个生产队,大包干后划为19个生产队。下面是这次县委政策研究室、农村部四位同志于元月四日到十一日前后8天时间,到该队了解包干后的情况。一、大包干后起了什么变化?这个队从生产队分配大包干试点后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起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人们精神思想面貌上、当前群众冬季生产劲头上,出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十分好的形势。这个形势与六0年和六一年春对比,简直是天地之别。这个队是个受灾落后队。在那时,群众对集体生产信心不大,冬季集体生产几乎停顿,群众各找自己的活路,或上山搞代食品;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群众对集体财产漠不关心,耕牛大批死亡(六〇年冬和六一年春死去60多头),病人多,干群悲观情绪严重。现在却变成完全不同的面貌,表现在:1.冬季生产热潮高,在六〇年冬季集体生产基本上没有搞,那时田洞是冷清清的,现在冬季生产形成高潮,已犁田183亩、浸冬679亩(大部分是车水浸冬的),种下小麦、豆类336亩(其中集体249亩,私人87亩),实际上不了这些,能解决一个半月左右口粮,种下茹菜94亩,现已转入全民割灰草、烧石灰运动,烧出石灰600多担,割回石灰草近三千担,力争今冬基本上备足两稻田所需要全部用灰。2.耕牛护养得好。过去耕牛放在树下过夜,稻草无人要,丢在田洞过年,耕牛缺乏饲料,死亡不少。现在秋收刚结束,稻草早被挑回,备足耕牛食用,专人细致护养耕牛,养得又肥又壮,从未出现死伤现象。3.干部与群众关系密切了,现在群众见了干部,喜笑言开,热情招呼,请坐递茶喊吃饭,问详道短,表现极为亲密。4.群众对集体经济信赖的人越来越多。表现在群众关心集体生产,献计想办法,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十六队老农唐开来,过去从未过问队上生产,大包干后,主动找队长商量冬季生产怎么搞,冬季晴雨天活路如何安排,那块田、地应该种些什么等建议,林太坤生产队在立冬时,因缺牛绳,而生产队无钱卖,群众主动拿出自己的捆草绳、鱼网绳来给队里使用。5.出勤满额,干部好当。过去队长叫社员出工感觉最头痛。三番五次才请得出来,而且出勤率非常低,现在只要队长交待一声搞什么就得了,不用喊,社员自动去搞,例如十六、十七队去年早稻谷子发芽了,群众懒去收割,丢荒18亩田,现在社员烧石灰,出工不用叫,百分之百出勤。6.懒人变勤快。现在好吃懒做不出集体工,专搞投机倒把的人基本上没有了,过去的懒人现在变勤快了。第十六生产队莫大妹,以前称老(只有57岁),在家带小孩,不愿出工,现在看两头牛,利用空隙时间去割石灰草、拣牛粪。十四生产队张水养过去装病不出工,想救济,现在也主动向队要二头牛来看,好得些工分,有名的懒汉林文光,现在积极出工,社员说他真正变了一个样。十九生产队的不出集体工专搞私捞的陈阿水,现在带头出工。7.干部责任心增强,信心提高了。十九个生产队干部中,除第九队干部有些问题外,其余十八个生产队干部普遍表现积极负责,过去有些不愿当干部的,现在安心当干部了,如十四队副队长林贤科过去说劳改也不当队长,现在能积极负起责任来。十九队陈先保被新选上副队长后,天气寒冷又下雨,自己带头下田犁田,工作很积极,事事当先。8.群众对今年生产前途满怀信心,凡是工作干部无论下到哪个生产队和群众接触时,群众再三再四的告诉你:“同志,你明年(指今年)来啊,看看我们生产、生活,包你大大不同了。”并且一再嘱咐你明年一定去看看。有些生产干部和群众谈起他们争取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超产11000斤(去年14000斤),实现每个劳动日分超产粮三斤。9.当前口粮低(大部分队劳动力发半斤米基本口粮),在肚子吃不饱的情况下,群众起早贪黑上山割石灰草、烧石灰,抓紧冬月季节有利时机烧出石灰,群众对克服当前困难表现了高度的革命意志。10.各生产队都因地制宜作出安排为解决今年生产上的困难,采取了措施,当前生产队突出的问题是家底薄,在生产上所需要的资金有困难。因此不少生产队及早安排副业搞经济收入。第四生产队在烧好石灰后,已抽出12个劳动力搞副业,到旧历年争取收三百多元,不但能解决今年生产购买添置农具、肥料等资金和费用,而且还有尽余,第二队种下二千多斤马蹄收入,第五、六、七、八队根据本队有沙泥土田的特点,各队都种2~3亩田萝卜,也能收入几百元来解决生产上所需要的资金。11.开荒地增多。大包干后,全队初步估计开荒地在60亩地以上,现在社员还继续开荒。12.农具保管得好。过去谷桶丢在田洞过年,犁耙丢在外面过夜的现象没有了,现在社员搞完生产后,家具随身带回,稍有损坏,有人及时修理。13.村前村后路上的猪牛粪拣光,过去猪牛粪堆在路上无人拣,现在群众利用清早和中年时间到外面拣牛粪积肥,路上再难看到猪牛粪了。14.大包干后,据不完全的统计,生产队购置大型农具有31件,买回猪仔10头,修盖猪牛栏粪屋五座,现在还有不少牛栏粪屋正在修理。和平大队为什么会在这样短时间内,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呢?从干部群众的反映中,我们认为主要有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以生产队分配大包干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完全证明中央采取这个措施的正确性。第十三生产队社员说:“过去什么都是大队的,我们看不到,哪里来热心搞好生产,现在是以生产队来搞,一看到底,一摸到边,当然我们会想办法来搞好生产了。”这充分说明了建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新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了当前农村生产力水平,它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贯彻执行政策的结果。一方面,从去年以来,我们在农村贯彻中央十二条、六十条等重大政策,都一一兑现,取信于民。特别是坚决贯彻了生产上三包一奖的奖罚政策,初步克服了人与人这间的平均主义的政策后。在群众思想上影响很大,现在群众说:“共产党讲的话不会变,共产党讲的话不会错,听共产党的话才有吃,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另一方面,在生产队分配大包干试点工作中正确贯彻了各项政策,群众都很满意,对各个问题的处理,毫无异议。各人(队)都自奔前程。这说明了今后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坚定不移地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不能丝毫有所忽视。第三、在生产队分配大包干试点过程中,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做得透。在搞好大包干试点时,群众暴露出单干思想是十分严重的,认识非常模糊。由于在运动中,采取了自我教育的方法,划清了思想界线,使群众认识了两个平均主义是危害的主要原因,透澈地解决了群众思想问题,所以这个队以生产队分配大包干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得到稳定的基础,现在再没有听到群众闹单干了,人人积极搞好队上生产,几乎所有社员甚至连有些小孩都能说出大包干的好处,两个平均主义的坏处。二、现在还有那些问题大包干后,这个队出现的大好形势,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有如下五个问题还须进一步解决。前面三个问题我们帮助基本上处理了,后面两个问题,由于时间上的关系,只能作为问题的了解,建议公社和大队待以后逐步处理。1.干部问题19个生产队中还有第九队干部尚未落实,因而,这个队的工作远远落于其他队后面,第九队生产队长因家庭劳动力强(五口人,四个壮劳动力)想搞单干,不但不积极领导队搞集体生产,而且有意不执行生产和粮食等政策,早稻减产,反而低头分一千多斤半超产粮,同时拿生产队粮食几百斤加社员在打谷子时吃掉,造成四个月吃去六个月的口粮,在冬种时,不听大队党支书的劝告,把好田全部分给社员和私人种,而因大队被迫停止队长职务,其副队长自私自利,有点乱搞小队产品,而领导作风粗暴,引起群众坚决反对,群众不要他当副队长,他自己也不敢去领导,因此这个生产队无人领导,形成自流状态,社员各搞各人的生产,割的灰草,拣的粪放在各人家里,集体牛栏粪无人出,大队干部也没有认真去协助解决。但是群众要求加强这个队的领导是十分迫切的,我们第一次去开会来了九个社员,二次来了十三人,三次来了十四人,第四次会议全部来齐,群众说:问题不解决半夜开会我们还是来的。同时要求在大队搞副业的陆贵昌(以前是队长)回去领导,我们经过几次会议反复商量,动员陆贵昌回去,选举新正副队长,记分员,群众非常满意,当时群众马上提出把各私人灰草集中起来,分配任务,第二天就集体上山割灰草了。在大队干部中,当前存在三几个思想情绪:(1)盲目乐观,认为搞了大包干后,什么都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因而对下面生产和其他问题等,都不大注意去检查督促和帮助处理,如第九生产队的问题一直拖到我们去时才进行处理落实;(2)思想还不够安定,五个主要大队干部中(大队长调到洪江大队任支书)。除党支书外,其余四个干部存在不同程度做天和尚敲天钟的思想,工作拖拉疲踏,如信用社会计说:“我们是床脚下尿桶,不要半夜丢。”因而党支书担子感到十分繁重。这主要是大队干部中误认今后大队不需要这么多干部了,迟早是要回去的;(3)大多数干部对大队的工作用心的少,大部分干部把主要精力花在搞私人家庭付业,如大队付经常不来大队参加研究工作,有时候通知开会也不来,埋头在家养猪、养鸡鸭和种自留地,说:“现在嘴巴歪一下(意思就随便搞一下),就是几百元。”这些思想如不解决,对工作是非常有害的。我们通过和大队干部一起检查生产,组织群众座谈,征求意见,听听群众反映和要求,这样有力教育了大队干部,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松动,认识到工作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繁重了,同时根据各队存在问题的具体情况,帮他们分好工,分头去加强领导。2.分配问题六一年分配还未着手进行,分配政策还未向群众宣传。这主要是大队干部对搞好年终分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时间还早,有慢慢来的思想,党支书抽出搞大包干运动,大队长调走,大队没有主要干部抓。群众对年终分配要求是很迫切的,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协助大队组织力量情理财务和分工,细算到户,通过管委会和代表会作出分配方案,在群众中进行讨论,决定了全年分配方案,在处理六一年分配中有几个政策问题,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我们是这样处理的,群众非常满意。关于减产队如何罚到人,原来大队的初步意见,按减产数字平均摊派,这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表现,不管是多劳少劳,都受同样的数额处理。我们纠正了这个做法,本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多罚的原则处理比较合理,这样才鼓舞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其办法有二:一是实行基本劳动日制的,按各人定的劳动工分为全罚数,超过基本劳动工分中减去50%,作为减罚部分(如某社员全年订劳动工分1000分,实际完成1100分,超过100分,基本劳动日1000工分中减超过100工分中50%作为不受罚部份,只是950工分参加减产数受罚,反之差100工分未完成基本劳动工分中加罚50%,变为1050工分参加减产数比例受罚)。二是未实行基本劳动日制的,在劳动力基本口粮中抽出减产受罚部分,按工分进行分配,其剩下部分按人定等,以等定量进行分配。关于粮食分配中如何体现多劳多得多吃的原则,原来大队和生产队的意见,超产部分按工分进行分配,其基本口粮按原定不动,这样处理在超产队问题不大,在减产队却不能体现多劳多得多吃原则;群众坚决反对这样一拉平的办法,减产队也要求在基本口粮中搞部分多劳多得多吃。大队和生产干部开始思想不通,他们主要顾虑:(1)基本口粮低,再搞部分多劳多吃会影响群众生产情绪;(2)认为上半年病人多,出工的人少,这样搞很多人拿不回基本口粮;(3)现在讲晚了,过去有些工分可能搞得不够合理,来年搞算了。我们本着两者兼顾的原则,在基本口粮中适当抽出部分按工分分配,具体掌握:基本口粮订三百斤,超过部分按工分分配。基本口粮指标在271~300斤幅度内的抽15斤,251~270斤的抽10斤,250斤以下抽5斤按工分进行分配。3.生活问题生活安排问题,从表面看一般都超过每月20斤基本口粮指标,但通过清仓摸底后,问题还蛮严重,19个生产队中,有15个基本上没有问题,有4个队比较紧张,其中第16、17队现在还能抓紧控制20斤指标内用粮,同时把春麦护理好,才能保证渡过春荒,而9、14生产队问题更大,由于在早晚稻大吃过头粮,且冬种作物种得少,两个队口粮还差近3000斤口粮(以20斤标准算),群众对此很担心非常忧虑,说:明年能否过得去啊,如果那个在这个时候帮我们一把,我们今后就好了。很希望上面帮助他们落实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而大队党支部苦无办法,干着急。出路何在?后根据摸底结果,发现有些生产队超产粮多,冬种作物也多,到夏收时粮食还吃不完,决定在自愿原则下采取借的办法,动员一、二、三、六、七队借给九、十四队麦子6担、黄豆1担、谷种420斤,合计折原料1470斤,还差1000多斤,大队可在机动粮和饲料粮中调剂一部分,这样基本把这两个队生活落实下去了。4.小型基建和小型水利兴修问题改变以生产队为分配核算单位后,群众迫切要求修建猪、牛栏、粪屋、水坝等。因为这几年来由于执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和社员对小型机建没有什么修建了,原有的损坏不了,但是现在群众在小型基建和水利修建上有两个困难:(1)原材料缺的(主要是竹子和木料)困难,有钱买不到,如19生产队盖牛栏的毛草搞回来了,就是弄不到竹子,牛栏还是盖不成;(2)经济上的困难,生产队家底薄,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对比较大型的修建所需要的经济支出有困难。5.经营管理问题现在生产队的财务制度还未建立起来,一般的生产队还没有发生财务收支关系。劳动管理上还存在些问题,大多数队没有劳动定额、没有执行按件记酬而且采取记天数,按底分要根据出工迟早,评加评减,有些生产队劳动手册也没有用起来,只是凭记分员本子记,毛病很大,至于制订基本劳动日和定额等制度,大队和生产队还未考虑,打算到春耕时再搞。
中共平乐县委政策研究室、农村部
一九六二年元月十二日
关于认真执行干部深入
农村、深入基层以及参加
体力劳动的规定的通知各区(镇)委、县直各党支部、各公社党支部;六月十三日,县委关于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以及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定(草案)下达后。区县干部进行了讨论,现在根据干部的讨论意见和反映,结合上级指示精神,对原“草案”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修改,作正式规定重新下达,希望你们全体干部进行传达并督促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平乐县委
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关于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基层
以及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定为了不断提高自己,不断改进工作,为了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县委对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以及参加体力劳动特作如下规定:1.县、区、社各级,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干部每人每年参加体力劳力60天,公社全体脱产干部每人每年参加体力劳动100天。2.参加体力劳动的形式,可以按照各机关和本人的各种具体条件决定,方式可多种多样,但是,一般强调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支援农业生产为主,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也可以分别参加工矿企业、交通运输、财贸等系统的基层生产单位的体力劳动;可以经常联系一定的生产单位,取得该单位的同意,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参加一些可能胜任的体力劳动;可以根据工农业生产的需要,组织干部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领导干部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参加体力劳动,等等。无论参加什么劳动都应当遵守各该单位的劳动纪律。不得影响生产和正常秩序,也不得影响本机关的日常工作。3.今年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规定,以半年计算,从七月一日起开始执行。执行中为了建立考勤、评比制度,由县委组织部印发每个干部劳动手册一本,由参加当地生产劳动的单位给予登记并盖章证明。参加劳动时间的计算,凡参加劳动半天的计算半天,凡参加劳动超过半天以上的,可作全日计算。4.建立考勤、评比制度。每半年公开一次,劳动好的要表扬。由公社党支部、区委、县直各机关党支部负责。5.参加劳动既是为了改造自己,又是为了搞好工作。因此,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必须领导生产。在参加劳动的同时必须搞好自己的工作,不能埋头劳动不管工作。6.改进领导方法,减少表报。这是从时间上给予完成体力劳动任务的重要保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尤应注意,对可填可不填的表报,要求尽力压缩精简,对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可晚上开的会不在白天开,可分片贯彻的不要集中开,可雨天开会的不晴天开,可合并开的不分别开,特别是提高开会质量,不开无准备的会议。
“日自韶山起,水从北京来”
——记广西协中大队贫下中农靠
毛泽东思想引水上山的英雄事迹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经过四年苦战,广西平乐县沙子协中大队的贫下中农结束了这里千年干旱的历史,在今年四月胜利地完成了引水上山的最后一个工程。白花花的茶江水,顺着水轮泵管道,引上百尺山头,沿着几十里长渠,穿过鼓皮山隧洞,“飞过悬崖峭壁,奔向田间,滋润着四千多亩土地。老贫农黄孝发双手捧起白花花的甜水,喝了一口,万分激动地说:“茶江水呀茶江水,你终于上山了!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才有了今天!”在这位老农的提议下,协中大队的贫下中农在鼓皮山隧洞口写上了十个红彤彤的大字:日自韶山起,水从北京来!向大寨学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十年九旱的协中大队,田地都在山坡上。滔滔茶江水在它身旁流过。但是田高十丈,水低百尺,纵有一江水,也无法灌溉田园。毛主席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协中大队的贫下中农,有的说:“毛主席给咱指明了方向,咱一定要自力更生,把茶江水引上山来!”有的说:“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能够改天换地,我们前有水,后有山,为什么不能改变缺水受旱的面貌?我们一定要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引水上山灌良田。”引水上山的战斗首先在杨家洲村打响了。一九六五年春,杨家洲村的五十多户贫下中农决定筑坝砍断茶江水,兴建红兴水轮泵站。有人说:工程这么大,光靠我们杨家洲一个村,百把个劳动力,能搞成吗?杨家洲的贫下中农说:大寨大队三次遭到天灾“三不要”,我们要向他们学。没有钱,自己凑;劳力少,长安排;一年不成干两年,两年不成干三年,不修成水轮泵站不收兵!杨家洲的贫下中农为了筑坝,首先打石备料,当备好石料进行抽水清基的时候,却没有抽水机!这时,他们从毛主席“自力更生”的伟大教导中寻到了无穷的力量。他们用土办法架起八架龙骨水车,分两级车水。三十二个社员连续车水七昼夜,终于顺利完成了抽水清基工作,把大坝修好了。这年冬季的一天,北风呼啸,一场意想不到的狂风暴雨,带来了山洪暴发,江水猛涨。一夜之间,就把新修起来的大坝冲崩了六丈多宽。眼看大坝就有全部被冲垮的危险。天这么冷,水这么大,要不要抢修呢?贫下中农奔集到大坝上,带着这个问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他们说:“愚公能把两座大山背走,我们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修!抢修!”贫农黄贤刚,第一个脱下棉衣,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紧接着,二十一个青年,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纷纷跳进江水中,开始了抢修大坝的艰苦战斗。其他社员也一起上阵,有的找木料,有的抬石头,干得热火朝天。在水里的社员冻得口青面紫还是坚持干。冻得实在不行,就爬上岸来,烘烘火,喝口酒,又跳下水去。就这样,他们连续苦战了七天,终于把洪水冲崩的大坝修好了。一九六六年春天,红兴水轮泵站胜利建成了。杨家洲一百六十亩耕地从此再不遭受干旱威胁了。狠抓阶级斗争用革命统帅水利工作协中大队的干部、社员,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了杨家洲自力更生引水上山的经验,提出了兴建龙泉岩水轮泵站,彻底改变全大队干旱面貌的新的战斗计划。可是,旧平乐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却以什么“全县水利布局巳定,不能多搞”为借口,不批准协中大队的计划。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给协中大队的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撑了腰,壮了胆。大队干部黄树强读着毛主席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教导,越想心越亮堂。他想:一小撮走资派不批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全大队有两千九百人,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把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发动起来,团结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冲破走资派的阻挠,把龙泉岩水轮泵站建起来。协中大队的贫下中农在革命干部的带领下,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粉碎了一小撮走资派对兴修龙泉岩水轮泵站的刁难,意气风发地动工了。在施工过程中,他们遇到困难就学习“老三篇”。他们遵照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的教导,没有炸药土硝代,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资金自己筹,没有技术自己学,事事依靠集体的力量,奋勇施工。这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对广大贫下中农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便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妄图煽动群众离开施工岗位。共产党员徐海洪、黄树强和协中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们挺身而出,同一小撮坏家伙进行坚决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保证了工程的胜利进行。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协中大队贫下中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苦战七十天,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终于三断茶江水,在龙泉岩大坝上建成了水轮泵站,跨出了征服干旱的第一步。用愚公移山精神凿穿鼓皮山水轮泵站建成了,可是难题还在后头。在水轮泵站和几千亩耕地中间,横着一座名叫鼓皮山的石头山。要把水引进田,还必须让水穿过鼓皮山。巍巍鼓皮山,巨石嶙峋。谁来开凿?能凿得开吗?“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愚公移山》是我们最锐利的武器,老愚公是我们的榜样。鼓皮山我们来凿!一定凿穿它!”共产党员纷纷报名来了!“鼓皮山大,没有我们的决心大;鼓皮山高,没有我们的干劲高;鼓皮山石头硬,没有我们的铁臂铜锤硬!”青年民兵纷纷报名来了。“凿穿鼓皮山,为子孙万代造福,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干!”贫下中农来了。一九六七年二十五日,一支由三十六个新愚公组成的凿山突击队成立了。他们怀揣革命红宝书,肩背大铁锤,手执三尺钢钎,登上鼓皮山。他们来到工地第一件大事就是学习“老三篇”。三十六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发出钢铁般的誓言:“立下愚公移山志,定要凿穿鼓皮山”。三十六人的突击队,分成两个班,六个战斗组,分别在鼓皮山两边打炮眼,放炮炸石。随着隧洞越打越深,困难也越来越多。打石声,震得耳朵发痛。放炮后的炸药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许多人的眼熬红了,三十六双手都起了大血泡。但是困难吓不倒他们。民兵班长黄怀仁,一次打锤用力过猛,把钢钎头打断了碎片飞进他的脚,鲜血直流。黄怀仁没叫一声痛,跑到医务所开刀把碎片取出,第二天又照常参加战斗。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为革命负点小伤,算得了什么!”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面前,鼓皮山屈服了。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个二米高、二米宽、一百三十二米长的隧洞终于打通了。在凿穿鼓皮山的巨大胜利鼓舞下,协中大队出动五百多名社员开始劈山挖土、修筑环山渠道。经过六个多月的战斗,开砌了三千八百八十多方石头,填、挖了四千八百七十多方土,砌了一条长达四里半的石渠,挖通了十多里长的干渠和三十多里长的引水渠,把水引上了山,彻底改变了这里“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团糟,三天不见雨,泥团当石敲”的干旱面貌,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创造发良好的条件。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南宁二十七电)
(1967年9月27日登于人民日报)
后记后记中国共产党平乐历史·第二卷在全国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谨将《中共平乐历史》第二卷奉献给全县共产党员和广大读者。编写《中共平乐历史》是根据中央、自治区、市和县委统一部署和安排进行的,是上级下达的重要研究课题和政治任务。从2009年开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开展《中共平乐历史》第二卷编撰工作,三年来,我们按上级要求,全力以赴,数易其稿,终于将《中共平乐历史》第二卷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本书编撰工作是在县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县委、县政府对本书的编撰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人力、财力上给予保证。县委书记黄书明、陈国禄,县长文飞、陆智成,副书记卿树祥、蒋伟名,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陶伟文,副县长高建娟、赵莉等领导及编委会成员多次对编撰工作进行指导和过问,并审阅了书稿。县委书记陈国禄为本书作序,县长陆智成为本书作前言。本书的编撰是在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市委党史研究室为本书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主任何平、赵国宝,副主任朱袭旺、童庭阶、曾富沅、彭敏翎审阅了书稿,副调研员曾宪武、科长全智勇在具体指导的同时多次对书稿进行修改。本书编撰过程中,编委会成员单位县委办、政府办、组织部、宣传部、党校、财政局、档案局、公安局、广播电视管理处、县直工委等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本书由黄培飞任主编,欧其安、潘庆龙任副主编,黄培飞、欧其安、潘庆龙、陈小春、欧应清、莫素云、苏文荣参与编写工作,陶晓春、任斯荟参与了资料收集和校对工作。在编撰过程中,各位编辑不辞劳苦,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借鉴他人的经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书稿;许多在平乐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领导对本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副县长高建娟主持本书稿的审稿会议,陈义忠、叶柏松、廖干、彭烈生、黄龙星参与了本书的审稿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黄龙星还对本书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县档案局、县广播电视管理处给本书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图片。对于所有给予本书关注、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和个人,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党史正本是党史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资政育人的重要基础。我们力图使本书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知识性、史料性和可读性,但由于编写水平有限,加之资料不全等诸多因素制约,疏漏之处和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出版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亦将此书献给为平乐解放和建设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前辈和先烈们!
编者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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